摘要：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文化市场的空前活跃带来了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但同时也产生了文化产品过度市场化的问题。一些文化产品生产者无视文化产品本应承载的诸种社会功能,不惜以色情暴力、拜金炫富博人眼球,导致庸俗、低俗、媚俗现象盛行。一些媒体甚至借舆论监督之名行非法牟利之实,为增加点击率或发行量发布不实信息、侵犯个人隐私、人身攻击等现象时有发生。上述无序现象严重损害了文化产业的公共性。维护文化产业公共性的目的就在于祛除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如侵犯他人权利、损害社会公共道德和公共秩序等不足,维护文化创作的社会效益,为文化生产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摘要：现有的关于公共图书馆及其服务的认识大多从公共管理学角度出发,重视效率、结果和成本—收益,却往往忽视了其中的法律要素,因而不能对公共图书馆及其服务的本质进行合理说明。界定公共图书馆及其服务的性质必须回到"政府—公共图书馆—公民"的相互关系之中,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归属。从法律角度来看,公共图书馆服务是政府文化行政给付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公共图书馆则是一种营造物法人。赋予公共图书馆以营造物法人格的意义在于充分肯定公民和公共图书馆的自主性,将公民与公共图书馆的关系纳入法治化轨道。

摘要：研究图书馆权利须从相关文件的文本出发。文本分析显示:《图书馆权利法案》规定的是图书馆义务而非图书馆权利,图书馆权利性文件中也包含有大量的图书馆义务性规定。图书馆权利性文件之所以要规定义务,是因为权利性条款存在缺乏具体行为指引、有相互冲突情形、需要相对义务人履行义务等不足,需要义务性规定来弥补。图书馆义务有公法层面和私法层面两种类型,区分公法层面的图书馆义务和私法层面的图书馆义务对保护私权利、限制公权力、明确救济方式、落实责任追究、促进我国《公共图书馆法》的制定和实施等有重要的意义。

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有利于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文化法律制度。这为依法管理文化指明了方向。依法管理文化是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依法管理文化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实现有法可依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根据各文化行业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单行法,更需要制定统领文化建设全局的文化基本法。

摘要：数字化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趋势,而由数字技术带来的版权扩张却使公共文化服务与数字版权之间的冲突加剧。公共文化服务与数字版权的冲突本质上是公益与私权的冲突,但"限制私权、维护公益"的惯常做法并不能缓解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根据权利限制的基本原理,公共文化服务所要实现的"公益"必须建立在版权这一"私权"得到充分实现的基础之上。相对于合理使用和版权补偿金,法定许可更符合平衡公共文化服务中"私权"与"公益"的要求,有必要在版权法框架内对公共文化服务法定许可使用制度进行完善。

摘要：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文化市场的空前活跃带来了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但同时也产生了文化产品过度市场化的问题。一些文化产品生产者无视文化产品本应承载的诸种社会功能,不惜以色情暴力、拜金炫富博人眼球,导致庸俗、低俗、媚俗现象盛行。一些媒体甚至借舆论监督之名行非法牟利之实,为增加点击率或发行量发布不实信息、侵犯个人隐私、进行人身攻击等现象时有发生。上述无序现象严重损害了文化产业的公共性。维护文化产业公共性的目的就在于祛除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如侵犯他人权利、损害社会公共道德和公共秩序等不足,保障文化创作的社会效益,为文化生产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摘要：我国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已经开始主动介入文化遗产保护,并积累了相关经验,但较之于规划或设想,检察机关实际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程度非常有限,且无法解决行政处罚标准偏低、保护主体与处罚主体合一的问题。基于生态环境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相似性,可以借鉴检察机关提起环境类公益诉讼的既有经验,以公益诉讼为切入点推进文化遗产检察保护,但文化遗产的“无形”属性、“原真性”的保护要求以及与文化遗产相关的重建或改造规划的可诉性又让文化遗产公益诉讼具有了一定的特殊性。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文化遗产检察保护制度的建立也为公民文化权利的行使提供了救济途径。

摘要：作为一项公民基本权利,阅读权与国家阅读保障义务并不完全对应,现行全民阅读促进立法仅规定国家阅读保障义务的做法已带来遵守和执行难题,影响到其法律效力的发挥。立法者对法律效力内容的理解偏差是全民阅读促进立法效力难题的根源。文章指出,保障公民阅读权、推进全民阅读,应当正确认识权利的效力内容,充分发挥请求权和救济权对各类阅读保障机构的约束和强制作用。重构全民阅读促进立法的法律效力应以权利为逻辑起点围绕公民阅读权的充分行使来优化立法结构、规定权利内容、细化义务和责任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