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以来,检察机关积极推进的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已经取得一定的试点成果,到了进行制度设计并推动立法的关口。这项改革的发起与推进,具有理论与实务互动的突出特点,然而,梳理理论学说并检视改革实践,却会发现,在改革的一些重要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学界主流观点与实务操作意见存在分歧。本文拟探讨改革中的某些基本问题及其分歧意见,并就制度建设提出建议。

摘要：辩诉交易是理性的诉讼当事人即控辩双方基于较大的诉讼风险以及昂贵的诉讼成本 ,发现进行交易更符合他们的利益 ,从而达成一致 ,选择退出诉讼 ,打断诉讼进程并获得相应收益的“辩诉和解”。在我国目前的国情下 ,为防止和减少辩诉交易的负面效应 ,在制度设计和操作中应当更为谨慎。

摘要：新刑诉法对审判制度作了重要改革，从而为庭审提供了一个新的“操作平台”。然而，“应用程序”的设计及其操作尚需探索。由于新的庭审制度是对传统制度的创造性转化，无疑需要引进一些新的观念、制度和技术，否则将出现新、旧之间的“不兼容”，但同时也要注意，这种引进...

摘要：调整证据概念与分类,有积极意义,但现定义仍然以偏概全。证据法学不注意证据资料与证据方法这组概念,容易忽略证据涵义的多重性、证据形态的多样性、证据的动态性及证据与举证的不可分性。注意证据概念调整对司法实践产生一定影响。我国证据分类体系,采用多标准细分方式带来划分理由不充分、交叉重叠以及与证据规则关联度低等问题。目前可以采取物证、书证、人证三分法的上层划分和法律确定的细分方法的下层划分结构,今后重新设计分类体系。确立"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有积极意义,必须在中国法的背景下重新阐释这一原则,一方面要与沉默权切割,另一方面要注意进一步禁止和排除刑讯逼供以外的其他强制方法获取的口供,以贯彻该原则。由于对应出庭未出庭人员的书面证言未做限制,直接言词证据规则尚未真正建立。司法解释应当作出弥补性规定。近亲属不被强迫出庭的规定立意虽好,但不符法理,设置欠妥,应当设置被告人同意的前置条件。行政执法证据直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不符合"职权原则",可能影响证据客观性,有悖于"传闻排除"及其例外使用的法理。为此,应当设置侦查人员对这类证据的程序性审查。

摘要：刑事司法,作为一项社会控制工程,其目的是保障特定的社会利益。由于利益价值需要产生目标体系并最终决定行为方式,社会的利益要求即价值取向不同,其保护手段——刑事司法制度的模式也就不同。因此,分析特定的利益关系,把握驱动刑事司法制度运行并决定其运行方式的利益机制,就能由枯燥的程序规范与技术性措施中感触到丰富的社会政治文化内涵,透视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实质,并从根本上把握刑事司法制度的设计与操作思想,从而高层次地考虑我国诉讼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摘要：目前,检察机关正在实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项有意义的改革措施,它体现了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监督司法的要求,有利于实现司法民主,也是在我国目前的制度框架下,为修补制度性缺陷,解决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尤其是强制侦查制约不足,以及追诉裁量权缺乏外部控制问题所作的一种努力.笔者认为,如果这项改革措施得到合理而有效地施行,也许可以称为检察机关近年来最重要的两项改革之一(另一项改革是推行改善内部办案责任机制的主诉检察官制度).内部机制的调整与外部监督的加强,对于完善我国检察制度具有内外兼修的作用.然而,在目前的制度设计中,有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摘要：司法责任制与办案组织建设是当前检察改革中比较受关注的话题。笔者就此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一、司法责任制与办案组织建设中的五个矛盾当前检察机关在司法责任制与办案组织建设中，我认为主要有五个矛盾需要注意解决：一是办案组负责制与承办检察官负责制的矛盾。我国检察责任制改革，基本上采取两种办案组织形式：一种是独任制，由承办检察官负责；另一种是办案组负责制，由主任检察官负责。其中，办案组负责制只有关于主任检察官承担相应责任的规定，并没有规定办案组内设承办检察官并承担责任的问题。这一制度设计能否体现检察工作的特点和司法规律，值得探讨。因为办案组负责制是典型的行政负责制，检察官要向组长，即主任检察官负责，这样的话，承办检察官负责制就没有适用的空间了，这似乎并不符合司法规律。

摘要：继承与发展：刑事侦查制度评述左卫民，龙宗智左：在现代社会中，最为公众所关注的刑事司法活动莫过于刑事侦查。无论是影视媒介所播出的大受欢迎的警匪片，还是新闻报道中充斥的实案侦破消息，无不表明了这一点。然而究竟应当如何把握这一活动的实质，如何设计并运用侦查...

摘要：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是刑事诉讼全部活动的基本意义之所在，是否有利于此，应是设计和选择诉讼形式的首要的评判标准。职权主义在保障被告人基本人权的同时较当事人主义更能发现和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从而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而当事人主义由于过分强调被告人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将妨碍国家对犯罪的打击，而且，由于其人为地使检察机关对立于被告人，容易导致检察机关丧失客观公正的品格，对检察机关履行审判监督职能极为不利。因而“抗辩式”诉讼弊大于利。

摘要：亚里士多德偏爱形式。他认为形式是最高者,是实效性。他曾比喻说,一块岩石,经过艺术加工就会成为艺术品——内容还是石头,而形式是使石头成为艺术品的实效性。将形式奉为最高者是一种偏爱,而看到形式是内容的实效性,则使形式具有了独立的人格——形式不是内容的奴仆,而是一个自由人,尽管相对性的规律使形式和内容永远难解难分地联接在一起。形式的实效性是内容与现实联系在一起的桥梁,那是跨越梦幻与现实的界限的桥梁。人们一般只认识到,没有这座桥梁,内容只能是幽灵,无论它多么美丽,都不能成为现实中的公正与正义之剑,而我们更应该认识到,这座桥梁的样式和风格,决定着内容与现实之间交流的实际性质和具体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