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是一个好问题。我在书中也提到，并非只存在一门关于城市的新科学，而是存在多门这样的科学。我之所以称其为“新科学”，原因在于，相比“老科学”，其所使用的诸多技术和工具相对较新。“老”的城市科学是指城市经济学、社会物理学、中心地理论，以及与交通相关的理论等。换句话说，“老”的城市科学可被粗略地称为“区域科学”。它更多的是基于静态的、截面的以及基于系统论的城市视角。而新科学则是基于演进的城市理念和复杂性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描述这门新科学——利用了过去20至25年内发展出来的新技术和新工具，且基于复杂性理论。其实，我们可以从许多角度来界定这一“新科学”，比如离散性、“自下而上”的思想、演进的视角等。

摘要：街区尺度的城市形态是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核心关注对象,它对城市功能和活动产生重要的作用。而目前的城市形态学研究往往只关注街区的二维形态。基于所获得的中国63个大中城市中心城的335.7万个大规模的三维建筑物数据,将形态类型学的理论方法从二维扩展至三维,提出城市街区形态的三维指标体系,并以此为依据对案例城市中的街区进行分类。根据9类街区形态在城市中的比例,对63个案例城市进行聚类分析,划分出5类城市,并探讨了城市三维形态类型在国土空间上的分布规律。通过街区三维属性的城市形态,能够认识中国城市系统在空间维度的一般规律及其差异性,以及城市空间形态对城市功能和活动的影响。

摘要：＂人工智能＂的出现大幅提升了人们的生产及生活效率,但与此同时,人类自身的就业环境也深受影响。那么,对于设计行业而言,人工智能又将带来怎样的挑战与机遇？由此,《景观设计学》邀请了6位来自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景观设计、工业设计等不同学科的学者、设计师,分别回答了什么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可能对设计师的工作产生何种影响,以及人工智能会创造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三个问题。多数受访者认为,当前的人工智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其不具备自我意识,亦无法完成创造性行为。而在参与设计工作时,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大幅减少设计师的程序性劳动,但由于其采用的是权重叠加和＂去少存多＂的数据处理方式,运算结果缺乏伦理性和价值评判,因而还远远无法胜任创造性工作。而在未来,人工智能无疑会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影响,甚至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摘要：保障性住房能够改善受保障对象的居住水平和生活质量,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但城市政府供给保障房用地也意味着损失较多的土地出让收入(较高的机会成本)。保障房的合理选址有赖于对上述社会效益和土地机会成本的理性权衡,这需要基于城市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居民的居住选址偏好,寻找那些相对于中高收入居民而言,低收入居民更为偏好的区位,这样的区位意味着较高的社会效益和较低的机会成本。本文在北京市1911个微观区块尺度上,以2010年北京市城市居民家庭调查的大样本微观数据为基础,应用显示性偏好法(Hedonic模型)分析了两类群体的选址偏好差异,量化了他们对各个区块的综合支付意愿水平并进行比较,建立并计算了北京市内不同区位的保障房选址适宜性指数。本研究能够为保障房选址决策提供技术支撑,有助于兼顾保障房社会效益和土地出让收入的财政约束。

摘要：中国的城镇化长期是建立在"增长模式"下的顶层设计,城市增长与空间扩张是地理学者与规划政策界关注的经典命题。随着全球发展格局变化及中国"新常态"转型的来临,以中西部中小城市人口向东部迁移导致的发展放缓或停滞,以东北城市为代表的"局部收缩"已初见端倪,而在金融危机后,东部的工业城市也出现了部分"收缩"的空间。"收缩"表现为人口外流、GDP和地方财政增长乏力乃至城市空间衰败。如何科学辩证地认识城市增长、空间扩张与局部收缩的发生和转化机制,如何在慢增长或逆增长环境下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未来中国城镇化研究的重大挑战,也是地理、规划和相关学科学者亟需重点关注和研究的新命题。本期笔谈邀请了来自人文地理、城市规划、区域经济和公共管理等学科领域的学者就城市收缩的科学界定、识别方法以及后增长时代下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设计响应路径等话题开展学术争鸣与讨论。

摘要：以典型历史断面下的建设用地为研究对象,采用数量重建控制下的空间格局重建思路,尝试构建一套适用于清代中期建设用地(城镇用地和农村聚落用地)的重建方法。其中,城镇用地主要基于城垣周长、城池形态进行数量重建,以历史治所为中心,以城池形态为控制边界,进行空间配置;农村聚落用地主要基于农村人口、户均居住用地需求进行数量重建,以潜在农村居民点重心为中心,考虑用地宜居性和连片性等特征进行空间重建。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历史资料较为丰富的1820年为研究期,恢复了江苏省建设用地数据,共1006.45 km2,其中城镇用地222.51 km2,农村聚落用地783.93 km2,重建形成了100 m×100 m空间网格下的建设用地空间格局,并验证了重建结果的合理性。

摘要：恶臭是垃圾填埋场邻避效应的主要原因。解决垃圾填埋场邻避问题的基础性工作是较全面和准确地评估受其恶臭影响的人口和人群活动。利用Land Scan 1 km人口空间数据、单位机构点源GIS数据和微博大数据等,基于中国每个垃圾填埋场基础信息和恶臭影响范围,以"自下而上"的研究模式较彻底地评估了中国受垃圾填埋场恶臭影响的人口、敏感单位和人群活动。研究结论表明:受影响人口为1 227.5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0.90%,其中儿童164万,老人100万,即敏感人群(儿童+老人)人口总数达到264万。广东、湖南、四川受恶臭影响人口最多,天津、海南、西藏受恶臭影响人口最少。受影响敏感单位共计7 818个,其中学校3 143个,医院4 675个。研究特色在于保证了微观层面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即以每个垃圾填埋场自身数据为计算依据,不做太多参数平均化假设,同时又能较完整地覆盖全国所有垃圾填埋场,从而较为准确和全面地评估了中国垃圾填埋场恶臭的影响情况。试探性地使用了微博大数据表征人群活动强度,提供了此前难以或者无法获取的微观层面的人群活动信息,对于研究垃圾填埋场恶臭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城市空间品质是反映城市人群对城市空间综合需求的评价概念,作为空间的总体质量,反映了城市空间各组成要素在“量”和“质”两方面对城市人群和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适宜程度。然而,空间品质的综合性和主观性给界定和测度带来了困难,而且既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大多采用解构的方式对其进行还原和简化,有的通过空间若干构成要素的特征和服务水平来反映总体的质量,有的则以“人”为媒介,调查使用者在空间中的感知。但近些年,新数据、新技术的引入为空间品质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可能,为此,在本次沙龙中我们邀请多位学者、规划师基于新数据、新技术的不同视角,谈谈如何加强本土的相关理论研究,如何与传统分析方法协同工作,如何构建合理的集成模型,如何更好地利用既有研究成果促进空间品质提升,等等。

摘要：以市民借助互联网的活动为出发点重新定义城市中心,采用百度热力图数据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识别全国658个城市的城市中心,其中69个城市表现出多中心性。基于识别出的多中心城市,进一步研究中国城市多中心发展的一般规律。依据城市中心的数量,将多中心城市划分为起步型多中心城市、成长型多中心城市以及成熟型多中心城市3类;分析了城市中心面积、城市中心之间的平均距离、城市活动强度等,以此考察中国多中心城市的多中心特征。其中,中国大城市表现出明显的多中心性,而小城市尤其是县级市的中心发育极其滞后;各城市中心面积的差距悬殊,但总体上都有层级化发展的趋势;随着多中心城市由起步到成熟,中心间的沟通距离会逐渐增大,但中心对于城市活力的带动作用也比较明显。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就业人数和人均GDP与城市中心的形成与发展显著相关。最后,从中心培育的重要性、中心网络效率以及中心识别方式3方面给出了建议。

摘要：今年年会的主题是'共享与品质',这是延续去年'持续发展,理性规划'而来的。去年更多讲为规划的再发展奠定基础,今年着重讲提高质量。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面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变,坚持以共享为根本目的的新发展观念,让全社会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共享设备、设施为基础建设共享社会,这是城乡规划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