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代学术思潮和技术手段背景下,艺术民族志书写要整体把握研究对象的文化体系,确立尊重研究对象的学术态度,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出发,综合运用书面书写和声像技术等多种工具,实现透过艺术行为体验与“深描”文化持有者的艺术经验的目标。

摘要：文化人类学与文艺美学虽因其研究对象的共域而有着源远流长的交叉互渗研究实践,但却长期滞留于材料移植和理论移植阶段,未能促成艺术人类学学科范式的形成。其主要根源在于两个学科各持一端:一者固守实证主义立场,把艺术视为与生计、交换、政治体制等几乎无差别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描述与解读;另一者坚持对从社会文化中孤立出来的艺术及其活动进行思辨的方法,把存在于社会文化之中的艺术悬置起来不予问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既解构了理性主义的思辨模式又颠覆了实证主义的绝对真理性,把人及其主体性移置到学术研究的中心,引发了学术范式的转换和知识资源的重组,推动文化人类学与文艺美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积极互动和深度融合,促成具有学科意义和知识创新能力的艺术人类学学科的诞生。

摘要：西方现代美学在批判古典美学纠缠于形而上的本体论问题、以思辨方法演绎理论体系等过程中提出了从事实和经验出发分析与解决有关艺术和审美的具体问题的学术目标,但由于美学自身的方法论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设置了障碍,从而进展缓慢;现代人类学特有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方法为解决美学的这一难题提供一条路径。目前美学与人类学的结合主要从资料引用、思想启迪等方面切入,属于跨学科研究的性质,现代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尚未真正进入艺术和审美研究的领域,因而作为学科意义的艺术人类学目前尚未确立。把田野工作和“民族志”的方法融进艺术和审美的研究之中,是探寻解决当代美学难题、实现有关艺术和审美研究从经验事实和实践出发的重要路径,也是创建艺术人类学的根本依据和意义所在。

摘要：从实践出发,就是把社会生活的实际运行过程作为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并使之贯穿于学术研究的始终。艺术人类学把从实践出发作为学科的学术价值取向,既承续了其母体学科文化人类学的学术传统,又确定了与文艺学、美学、艺术学等以艺术和审美为研究对象的诸学科相区别的学科边界,从而赋予艺术人类学作为文化人类学的新兴子学科或独立性的交叉学科的建构具有了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而开启出生活世界的艺术和审美活动的新视域,在艺术和审美研究领域拓展出以田野民族志为基本方法和以人们在生活中的艺术创作和接受行为为焦点、以由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所构成并对人及其行为具有形塑作用的场域为坐标、以由社会制度或社会规定性逐渐内化到人的身体之中而形成的并具有不断吸纳特定场域中新的社会规定性以调整与重构自身和实践对象的惯习研究为指归的研究策略。

摘要：苗族作为云南受基督教影响最大的少数民族,基督教唱诗已然成为其重要的文化表征,对苗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各个方面产生巨大影响,并在其日常生活中呈现出了多姿多样的功能色彩。唱诗的内在组织特征和外显展演形式,正是艺术人类学的学术观照对象。艺术人类学以美学和艺术哲学的理论思辨作为潜在资源,以人类学的田野实证、实践体验作为具体路径,表现出来的敏锐现实介入力和问题阐释力正好成为阐释唱诗这一基督教音乐文化活动的有效理论视角。该视角着力于探究基督教音乐艺术实践的形塑功效,试图从音乐活动的展演切入到音乐主体的审美趣味,从而突破和超越了既往对该问题研究的平面描述模式。

摘要：在《2014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艺术设计位于本科就业红牌专业名单。作为高职高专层次的艺术设计学科虽未置身于警戒线的危险气息中,但仍面临着唇亡齿寒、如履薄冰的严峻考验。现实社会环境促使高职艺术设计教育改革迫在眉睫,翻转课堂介入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更有效打破了学科体系的约束,对采取多形式、多机制、多层次进行教学改革与实践和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和就业质量有重要意义。

摘要：当下转型语境中的少数民族地区村寨旅游及其艺术展演,分别在文化和经济维度上表征了民族文化的双重属性,更在动态格局中凸现了政府、民间组织和企业在保护与开发民族文化中的互动与冲突。政府、民间组织和企业分别属于三种不同的组织类型,具有不同的组织目标和运作逻辑,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自然呈现出不同的召唤意识和话语诉求,从而使得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开发显现出复杂的文化色彩。调和与平衡三种组织取向冲突而达致良性互动,其关键路径是立足于民族文化本身及持有者,即于新文化语境中发掘民族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存续意义,并获得文化持有者的认同和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认可,在开发、变迁中持续获得自我创生不断延续的激活力量。

摘要：本文将儒家思想内核之中庸和合观在高职院校的艺术设计教育体系中体现出的和合观进行解析,对其人文内涵进行深度挖掘和为其文化底蕴营造与构建,作理性的思考和深入探析。

摘要：“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摘要：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美学演变历程,有一条若隐若现而又内在地存在着的逻辑主线,这就是从美的本质的争论到实践美学的论证再到艺术或审美的文化研究。这一学术转型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变化:一方面是理论观点的演进,即从美的本质的理论方位论争,到以人的本质为理论定位的实践美学理论建构,再到把艺术或审美的文化阐释;另一方面是研究范式的转换,即从“形而上”的理论推论到“形而下”的事实阐释。从中国当代美学学科发展角度审视,这一变化体现的是学术研究的推进与深化,若将其置于当代世界美学乃至于人文和社会科学发展态势观之,这一变化呈现出了中国美学向国际学术旨趣的趋近或接轨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