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孟子所谓“欲”即“欲望”,依据不同的标准又可分为“大体之欲”与“小体之欲”、“大欲”与“小欲”、“公欲”与“私欲”。欲是否产生恶,关键在于是否“可”,即是否符合儒家之道,越过了“可”的范围,欲就会产生恶。由于欲有突破“可”之倾向,所以孟子提倡“寡欲”。孟子所“寡”之“欲”的原意是“私欲”,但亦可拓展为一般意义上的“欲”,即包括“好欲”“公欲”。在孟子看来,“寡欲”是为了将“欲”控制在“可”的范围之内,最终是为了“遂欲”。孟子“欲”论是处理欲望的中正之道,但也存在对君过于宽容、过分依赖君的推恩、制度设计仍有不足等问题。

摘要：与“重义轻利”、“义以为上”的主流价值观念相契合，儒家德育在长期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了自己“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独特理论范式。这一理论范式对理想人格一“由君子而圣王”的梯度设计，对人的心性血脉的不懈求索，对德教体系的全时空、多菱镜、生活化构建，对自觉的个体修养、巧妙的启发诱导以及知行关系的辩证认识，均不乏真知灼见，对推动和深化当代德育改革仍具有一定的启迪之功。

摘要：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和标志。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之际,早期儒家从自然天道与人之性情两个维度展开了对礼乐本原的探索,发掘了礼产生、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为传统礼文化提供了思想支撑和哲学依据。这一理论建构既符合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又属于礼乐文明体系中的顶层设计。儒家肯定天道是礼的形上本原与终极根据。礼既表现为对天道的遵从和效仿,又随着时势的变迁有着因革损益。而“诚”是天道的本质属性,也是礼乐教化的核心。儒家还体认到人之性情是礼的内在和现实本原。人的“天命之性”以“中”为本、以“和”为归。人情是人性的发显,既有不脱离日用伦常者,也有“过犹不及”者。礼以制中,既发端于人的自然性情和欲望,又强调对人情的顺导与节制,也就注定了拥有能够不断自我创新、返本开新的学术根基、哲学品格和思想传统。

摘要：晚明徽州墨业竞争激烈,程君房研精苦思、竭尽心力编撰的《程氏墨苑》成为举世闻名的墨谱至品。纵览全书,厘清各卷之间文化逻辑与思想关联较为困难,但可以运用图文关系分析、图像类比等方法,阐释易学对《程氏墨苑》成书及其中墨图整体系统设计的影响;借助梳理墨赞文辞、分析墨图视觉形式等方法,研究墨图中“水”的多维易象,更能让人们体会到《程氏墨苑》中独特的易学意蕴。程君房为寻求“天理”,激发出匠心独运的创新精神,也在无意之间成就了徽墨更为高古的文化品格。

摘要：在早期儒家的认识中,婚礼体现着'男女有别'的要求,一方面要防范男女之间因情欲放纵而发生的违礼交往;另一方面也要为自然情感的合理释放建立起一种恰当的男女结合形式。此外,婚礼对人伦关系的建构与调整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婚礼标志着男女二人组成了一个亲密的伦理共同体,二人所从属的两个家族之间也建立起了新的亲属关系。同时,婚礼所实现的男女二人的结合还担负着家族传续的重任。家族的传续既是人口的繁衍,也是家族人伦关系的交替更新。

摘要：法家基本上可分为儒法家、名法家、道法家,尹文子应属于名法家之列。其基本的法哲学思想是:以道为本,为形上根据,以名学为工具,最终回归到法的治术,即以法治为目的,从而完成其整个法哲学体系的架构,为君主设计了一个专制下的自然主义政治治术。

摘要：战国时期,荀子在承继孔子礼治思想的基础上,从制度层面思考国家治理问题。在制度构建的基础方面,他将道视为制度构建的形上学依据,主张施政者在建章立制时应遵循政治治理的内在规律。在制度设计的架构方面,他在肯定周制内在治理精神的基础上强调施政者应借鉴古代圣王构建政制的内在原则,推行礼治制度,实施富民之制,建立教化机制。在制度实施的实践方面,他认为君主必须顺道而行,在遵循治理规律的基础上,选任贤能,君臣各尽其职,以保障制度能够按照其内在逻辑稳定运行。

摘要：《愚公移山》是一篇具有道家底色的作品,其主旨值得重新审视。通过文本分析可发现,《愚公移山》紧紧以愚公之“诚”推动故事情节、设置人物角色以及设计细节场景,意味着“诚”是作品的精神主旨。道家经典中,以“故事”方式演绎基本思想观念十分常见,仅以“诚”为主旨的故事,《列子》《庄子》中即可梳理出相当数量的作品。充满神奇色彩和丰富想象力是道家“故事”的鲜明特征。道家之“诚”具有本意上的、目的和方法论上的、文化遗产上的多重价值内涵。

摘要：荀子入秦游说秦君相,为其一生大事,更为儒家学术和行道史上之大事,亦为周秦之际政治演变史上之大事。荀子以为,秦将扫灭东方各国,可见其兵制乃至政制俱有可取之处;秦若一统天下,则重建王道有望。故荀子"见几而作",不计个人毁誉,毅然入秦,说秦王、秦相以仁义礼乐之道。本文解读《荀子》所记荀子与秦王、应侯之对话,以探究荀子驯化秦制之思考。荀子对秦制之基本态度是:认可秦扫灭群雄、一统天下之功,呼吁其引入儒学以自我更化。荀子所倡导的秦汉之际儒家重建良好秩序之中道方案,有别于有些儒者之僵化或曰激进方案,得以参与郡县一统之制的设计构建,故确曾推动秦制之儒化,并为汉代之全面复古更化示范先行。荀子入秦游说秦君相效法孔子之道,可见其殷殷救世之仁心,更可见《中庸》所谓"君子而时中"之大智。

摘要：20世纪下半叶独创了"智慧说"哲学体系的冯契先生的思想愈发得到学界的关注,他受到的批评和误解也是我们必须正视、澄清和回应的。有种观点认为冯契的"化理论为德性"是对德性伦理学的回归。这是误解。冯契认为合理的道德行为是道德规范、理性自觉和意志自愿三者的统一,从某种角度看是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的统一。有的研究者认为"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是高不可攀的。这也是误解。"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作为理想人格当然需要人们付出努力才能达到,但是,他同时也是普通民众通过多样化而切实可行的实践可以实现的。最后,张汝伦教授对冯契"智慧说"中"理性的直觉"、"智慧"的理论化、"德性自证"和感觉在认识论中的地位等问题提出了质疑,需要认真对待。冯契的"理性的直觉"实为"后理性的直觉"或"理性后的直觉";而"智慧"一方面作为思想本身必然表现为理论,另一方面在于它显然是高于理论之物,具有实践特性;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德性自证"中的自证在真理的确立过程中无需再次证明,否则将陷入逻辑困境;而对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现的问题,冯契提出了自己的答案,必须正视,而不应跳过之,直接回归西方近代哲学史对感觉的责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