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艺复兴的诗歌和艺术理论与中世纪法学家的专业学说之间存在很强的可类比性。“艺术模仿自然”是亚里士多德的格言。然而,中世纪还有使此学说获得传播的文学渠道,即罗马法。根据中世纪罗马法和教会法注释传统,立法者因为“依据职权”模仿自然被视为艺术家。属灵的或世俗的立法者这一主权职位“依据职权”而获得能力和特权。基于对等比较,诗人--最终是艺术家全体--“依据天赋”而享有个体性的且纯粹属人的能力和特权。身为人--强调意义上的“人”--变成了一项职权。

摘要：乔伊斯在《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中,巧妙地将圣经神话原型融入叙事,赋予小说一种浓厚的神话隐喻色彩。通过解读与斯蒂芬成长相呼应的夏娃的堕落、基督的受难、参孙的抗争等圣经原型,再现了主人公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从献身宗教转向献身艺术的心路历程。偷食禁果体现了斯蒂芬对宗教的反叛精神,以及对知识和艺术的求索精神;与受难基督比照体现了斯蒂芬从宗教转向艺术的献身精神;斯蒂芬在身体和心灵上都践行着严苛的修行,体现出了参孙式的英雄主义气质和抗争精神。斯蒂芬经历说明青年人在成长为艺术家的道路上难免会犯错,但是通过直面挫折、正视考验、聆听自我内心的声音,在成长的阵痛中终将顿悟自己的人生意义。

摘要：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显学,所涉内容异常广泛、无限丰富,研究对象主要包括敦煌石窟艺术和藏经洞文献两方面,涉及民族、民俗、宗教、艺术、历史、考古、地理、经济、法律、语言文学等众多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有资料原始性、“书籍写本性”、图画直观性、学科交叉型等特点。敦煌法学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甘肃省法学会敦煌法学研究会会长李功国先生的界定:“敦煌法学是研究我国敦煌及其周边地区石窟艺术与出土法律文献及其他资料中所反映出的我国古代敦煌法律现象、法制状况、法律生活、法律关系、法律过程与变迁及其规律的学问,是敦煌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概念有着丰富的蕴含、严谨的结构和鲜明的特征。由此也构成了敦煌法学的基本学理体系。”

摘要：周代没有完整记载法治思想的史书,周代的法治思想,散见于西周的《尚书》《周礼》及东周诸子的学说中。西周鉴于夏桀、殷纣实施暴政而亡的教训,推行仁政。仁政以德治为主,也兼顾法治。法治成为周代仁政的两翼之一,表现为以仁立法,以仁司法,明德慎罚,德主刑辅。到了东周,虽然诸侯争霸、礼崩乐坏,但西周的仁政传统仍占主导地位,仁政不仅被儒家学说加以发展,也被道家学说加以补充、杂家学说加以兼取。即便法家、名家公开反对仁政德治,主张严刑峻法,也是打着仁义的旗号。在仁政之下兼行法治,或打着仁义的旗号强调严刑峻法,构成了周代法治思想的整体景观。

摘要：霍菲尔德对权利概念的释义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用义务解释权利,但因对义务理解不当以致对权利解释不当。其二,用一个具体的、物理性的主体行为,即“要求(claim)”解释抽象的、精神性的“权利(right)”概念。无论是在当代世界人权法文件的经典权利表述句式中,还是在霍菲尔德设计的权利表述句式中,“claim”都不能在替代“right”的同时保持句子语义不变,这说明“权利(right)”和“要求(claim)”的含义不应等同。同样,霍菲尔德对“right/claim”和“privilege”作切割性解释,既破坏了通常使用的“权利(right)”概念内涵的完整性,也不符合思维逻辑。霍菲尔德对权利概念的解释并未使理解权利变得更加简明,而是使理解权利变得更加繁奥。

摘要：清末督抚政治是制约司法分立改革的重要自变量。至少可以从督抚的职权划分、任职期限、执政理念以及其决策、执行、监督机制等四个层次,以广西等省份为个案,分析它们对司法分立改革的作用。其中,谘议局既是督抚决策的辅助机关,又是督抚行政的有限监督机关。清末广西司法分立改革一度领先其他省份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各省官制通则》确立“行省或督或抚唯一主政”原则,使粤督不能掣肘。二是朝廷没有频繁调动巡抚张鸣岐,让其主政三年有余。三是巡抚张鸣岐秉持“刷新政治即是革命”的理念,吸引外省籍法政人才入桂。张鸣岐离任后,司法分立改革没有继续推进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谘议局议决了限制外省籍学生案,否决了桂抚禁烟展限提案,妨碍继续引进法政人才,动摇了财政基础。二是护理巡抚魏景桐受咨议局掣肘被迫开缺。三是沈秉堃秉持“廉静不扰”的主政理念。

摘要：案例、判例是实践中的法律和法理,也是司法经验的总结与司法智慧的体现。苏轼是一个在诗词赋散文、书法绘画等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全才,也是一个法学家。他在为官期间,先后办理了一些司法案件,也留下了一些判例,体现了不一样的法理,走完从文本中的法、到心中的法再到行动中的法的过程。不是作为知识形态的法理,更多的是社会转型时期实践性的法理。既体现了执法者的积极能动性,也体现了在民本、仁政思想和礼法融合基础上的法理,有的融天理、国法与人情于一体,具有丰富性和独特性的特点,与北宋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司法史上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摘要：目睹罗马共和国末期的种种危机,西塞罗不仅实际游说斡旋于各政治势力之间,而且进行政治哲学写作,希望在理论上设计一套维系共和国的方案,其整体法思想便是方案之一。整体法由市民法、智者之法和自然法三部分构成,其中自然法引导智者之法,智者之法引导市民法,这是一个动态上升的过程。任何国家或民族的市民法都有可能在这个动态中接近自然正当,这可以挽救政治危机导致的法律堕落,把法律从政客们的工具箱中解救出来,成为约束官员的有力武器;并且,共和国疆域内广泛存在的千差万别的法律因为自然法的最高引领而具有了统一性,这极大地消解了因法律的差异而造成的民族或区域分裂。总之,西塞罗的整体法具有维系罗马共和国的作用。

摘要：清朝前期努力以传统的“朝贡—册封”体制来规范和解释中欧互动,将欧洲各国等量齐观地视作亚洲各朝贡国,强行纳入“朝贡体系”的想象之中。而康熙开海之后则开始更加务实地正视与承认这些国家与中国交往的纯粹经济动因,就规范语言的角度来看,原本的“朝贡国”之外又提出了“互市国”概念并举。由此可以看到,清朝对于荷兰、西洋等欧洲国家事务的秩序设计,明显经历了一个由“朝贡”到“朝贡”与“互市”杂糅的转变,这一转变可以窥见清政府面对全新交往对象,突破旧有交往模式的调试努力与纠结心态。

摘要：《大明会典》是法。它既是法又具有历史文献汇编的某些特征的状态,是由中华法系刑事法律单独成典立法传统下非刑事法律规范不断生长但又没有形成明确的法律部门的“不成熟”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大明会典》的基本编纂模式是“汇纂”,其编纂体例可以概括为“先后具载,旧章亦存”;“本条开放,随时增益”;“事务相关,文书互见,有详有略”;“律、例、事例分阶合编”;“随时随事补纂、改正”等几个方面。我国环境法体系尚处在“不成熟”阶段,不具备以“创纂”模式编纂法典的条件。借鉴形成于法律发展和立法技术均“不成熟”时代的《大明会典》的编纂模式,我国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应以“汇纂”为基本编纂模式但不排除实施部分“创纂”,以研究设计大“纲”为编纂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互见”体例对既存法律文件在不同篇章中做或详或略的安排,以多阶法律文件合编体例全面“汇集”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