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据要素主体的权利保护是围绕数据要素主体行为的制度规则设计,重点在于合理分配数据行为过程中数据要素主体的预期收益。数据产品作为数据行为过程的产物,凝结了数据要素主体共同的投入。数据产品的价值是数据要素主体预期收益的主要来源,而数据要素主体的贡献则是分配预期收益的衡量依据。数据要素主体的结构行为特征与视听作品权利保护模式,要求数据要素主体的权利保护制度设计应当遵循一定的规范原则,以实现数据行为过程中数据要素主体合法权利充分实现和保障的制度目标。一方面,坚持优先保护特定数据要素主体的规范原则,通过规则内容确立特定主体的权利构成和权益地位;另一方面,坚持构建共识的规范原则,保障数据价值实现过程的稳定性。

摘要：平台自我优待是一种通过制定平台规则或利用自己独特的资源,更加优待自身业务的行为。这种行为可能会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侵害消费者权益。欧盟出台的《数字市场法》在规制平台自我优待方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制度设计值得我们借鉴学习。本文对此加以研究,以期对我国《反垄断法》规制平台自我优待有所助益。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的出境治理关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贸易繁荣。当前,我国的数据出境安全治理面临着多重困境,主要表现在数据安全的概念过于模糊难以成为法治价值目标,数据出境规则设计不周延难以有效监管数据出境,数据出境监管过严导致黑灰数据产业难以遏制等。数据出境安全治理的困境根源在于技术安全难以保障,数据出境安全治理的本质价值在于确保政治安全,信用法治是合理平衡个人隐私安全与商业利益安全的创新路径。通过对我国数据出境安全治理规则的界定、解读与适用的思辨研究,建议我国在立法上确保个人权益与商业利益保护之间的合理平衡以促进数字技术的提高,进一步丰富数据出境安全治理规则以确保政治安全,多措并举引导数据出境安全治理规则的灵活适用以建设信用法治,多元共治推动数据出境安全治理的深入落实以实现我国数据出境的路径革新。

摘要：数字时代应有效回应信息科技引发的新型信息风险。日益广泛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不仅可能会给个人带来多种风险,影响个人人格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且可能会对社会与国家造成重大安全隐患。有效保护个人信息,既需要公私主体消极不侵犯个人信息,又需要国家通过不断完善体制机制积极治理信息风险。在风险治理组织上,宜吸收大部制机构改革的历史经验,设立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专门机构实施“一站式监管”。在风险预防措施上,应对个人信息进行科学的分类分级以进行不同安全等级的信息风险预防,并以安全与效率的平衡为理念设计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等制度。由于个人信息保护执法裁量空间巨大,有必要努力制定个人信息保护处罚裁量基准,并探索执法和解机制以促进企业合规。为了更全面有效地进行信息风险治理,应逐步放宽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强化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逐渐介入金融领域,一方面提高效率、减少成本、优化决策,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诸如个人隐私数据泄露、算法偏见、透明度不足、可解释性欠缺以及放大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等问题。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地用于证券交易、风险评估、客户服务以及合规管理等领域,而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机构正积极寻求解决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对策,包括建立行业对话、制定法规和标准、实施沙盒试验等,但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监管者需要不断调整和更新监管政策以适应技术变革。我国金融领域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和法律规制的探索路径,应当坚持以人为中心的监管理念,强化对算法实施方式的审核来平衡效率与成本,重点关注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提倡金融机构展开自我监管,完善监管顶层设计及制度工具,确保我国金融市场的可持续性发展。

摘要：兜底条款是最为常见的立法模式之一,也普遍存在于行政程序法律规范中。行政程序立法中兜底条款有多种样态,设置呈现出差异性,有违法制的统一性,如何设置兜底条款这一基本问题有待澄清。兜底条款频繁设置于行政程序立法之中,是因为兜底条款可以调和规范行政权运行与行政程序立法的不完整性之间的矛盾。以所在程序规范为标准,兜底条款可分为权利性程序兜底条款与义务性程序兜底条款两类。两类兜底条款都遵循明确性原则,但各自的影响、遵循的原则以及明确性程度又有所区别。据此,权利性程序兜底条款可多设,宜以单纯“其他”型样态来表达;义务性程序兜底条款应慎设,宜以“规范+其他”型样态来表达,其中,“规范”为哪个层级的法,视兜底条款所指向的义务性程序之重要性而定。此外,由于兜底条款的设置需例举规定襄助,例举规定的设计至少应符合数量、内容和外观要求。

摘要：为加快建设“高效、公平、安全”的数据要素市场,有必要在准确理解“数据二十条”作出的政策指引基础上,将其及时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基础法律制度体系。数据产权制度建设应着眼于各组数据生产与流通关系,具体到特定关系中确定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数据财产权归属,落实数据要素产权的结构性分置政策。数据流通服务生态系统建设的重点在于明确数据交易所、数据服务商和登记机构的功能定位、职能分工和运行机制。数据交易合同规则要考虑数据交易方式的多样性,重点解决交易标的之合法性、定价机制、让渡权属的确定规则和衍生数据的归属规则等问题。数据收益分配制度建设不仅需要更系统地明确信息来源主体的法定在先权益,还应构建明确的数据合理使用制度和强制缔约规则,并注重公共数据范围界定的合理性与开放利用机制的公平性。

摘要：专项债券作为当前我国地方政府举债的最主要形式,由于实践运行与“项目制”财政逻辑有所偏离,其调适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隔离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的作用正面临衰减困境,从而可能诱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专项债券金融风险的规制应落脚于项目风险治理,并依循系统联动逻辑而有序展开。首先,须推动专项债券发行权与地方发展权的充分匹配,通过优化“代举—使用”制度而协调举债权力,进而从专项债券的发行源头规范公共风险的财政对冲机制;其次,要促进地方政府举债权与项目投资权的深度协调,通过规范“管理—偿还”制度来夯实投资责任,为防止项目风险演化为财政风险,在专项债券的使用全程构塑阻断机制;最后,还应实行专项债券国家监管与市场约束的双向协同,通过健全“监督—参与”制度以落实多元共治,从而在专项债券的薄弱环节针对财政风险金融化的趋势设计防御机制。

摘要：云计算平台的复合技术框架与糅合服务模式,使其在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责任认定过程中面临着严峻挑战。针对传统网络服务提供者设计的“通知—必要措施”规则并不能在云计算场景下的知识产权间接侵权判定中予以有效适用。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立足云计算产业发展实际,从“通知—必要措施”规则设立目的出发,已在很大限度上阐明“通知—必要措施”规则接纳云计算平台等新型主体的必要性,以及其“必要措施”要件在云计算场景下予以扩大解释的可行性。为进一步化解云计算平台“通知—必要措施”适用难题,应在明确云计算平台合理注意义务标准的基础上,在云计算场景下阐释“通知”与“必要措施”要件的内涵,通过多层次、多回合的“转通知”和配套“必要措施”运转程序设计,专门创设契合云计算平台需要的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责任认定机制。

摘要：聚集着海量个人信息的网约车平台发展迅速,其具有的运营安全保障义务要求保障乘客的各项合法权益,但在实际运营中却存在着个人信息处理类以及安全保障类合规风险。在应对此类风险时,平台存在由个人信息保护素养不足导致的合规风险预防不力、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合规风险识别滞后、由合规成本高昂导致的合规风险应对消极等困境。为有效防范与应对个人信息保护合规风险,平衡个人信息的开放与安全价值,网约车平台需进行技术协同下的智慧合规建设,包括基于知识图谱技术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合规政策设计、搭建个人信息保护合规组织体系并进行人员培训、基于区块链技术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合规流程设计。形成“技术+制度”的合规治理体系,实现预防个人信息侵权风险、减轻合规治理负担、有效衔接内外监管等合规治理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