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数字经济时代，虚假广告主要以线上广告的方式呈现，具有数字化及平台化的特征，并可能促成相应的新型风险。刑法中的虚假广告罪难以因应预防犯罪的现时需求，需要从法教义学的角度进行重塑。如在犯罪构成中，对保护法益补充网络秩序、数据安全的因素；增设数字时代的新型行为方式；行为主体增加网络平台经营者及广告代言人，并对行为主体适用故意推定原则等。在刑罚适用中，对现行追诉标准进行增删调整，加重法定刑、增设结果加重犯及使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等，以此确保虚假广告罪在当今社会取得良好的应用实效。

摘要：《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在“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方式为其犯罪活动提供帮助的行为。“广告推广”行为属于该罪客观行为表现之一。通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并梳理了广告推广型帮信罪认定的情形,提出广告推广型帮信罪认定的困境包括主观“明知”认定标准有待进一步厘清、客观行为范围相对模糊、外围犯罪与核心犯罪关联度低,延伸司法职能不充分等。在此基础上探索广告推广型帮信罪认定的路径并提出:应当全面准确把握“明知”标准,厘定广告推广行为的边界,综合打击外围犯罪与核心犯罪,以检察建议践行能动司法理念等解决路径,希冀为司法实践中广告推广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辨析与认定提供参考。

摘要：判断人工智能产品算法设计者的过失时,修正的旧过失论对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因果历程设置了具体预见可能性标准,这一标准与算法的黑箱属性以相关性而不是因果关系为基础的决策过程存在冲突。同时,此立场只重视结果忽视行为的逻辑会打击算法设计者的积极性,阻碍算法进步。新过失论虽然以结果避免义务作为犯罪过失的核心,但是其对结果预见可能性的标准缺乏具体设计,在判断预见可能性时往往束手无策。因此,两种立场都不是判断人工智能产品算法设计者犯罪过失的合理方案。相比之下,虽然危惧感说(超新过失论)认为结果预见可能性只需达到危惧感的观点受到了主流观点的批评,但这种批评值得商榷:其一,只看到了这种立场对结果预见可能性的低程度要求,却没有看到这种要求背后的核心观点对于判断犯罪过失的合理性;其二,将危惧感说提出者本人对个别案件的过失判断等同于危惧感说的全部,略显片面。与修正的旧过失论和新过失论相比,危惧感说的核心观点是:结果预见可能性与结果避免义务存在相互关联性,这是判断人工智能产品算法设计者犯罪过失的合理方案。以危惧感说的核心观点为思路,犯罪过失包括客观的结果预见可能性、客观的结果预见义务和客观的结果避免义务。人工智能产品算法设计者客观的结果预见可能性的标准是:一旦遭遇包含异常因素的特殊情况,算法有可能做出不利决策,进而引发消极后果。算法设计者客观的结果预见义务的内容是:其一,应当预见到其设计的算法不仅会被用于没有异常因素出现的正常情况,而且可能被用于伴随异常因素出现的特殊情况;其二,一旦其设计的算法面临特殊情况,该系统可能会做出不利决策。算法设计者客观的结果避免义务的内容是:应当避免在设计算法时植入为社会公众普遍反对或不赞同的价值理念;在设计时检验“投喂”给算法系统的数据质量,最大程度防止缺陷数据进入算法机器学习训练的“垃圾进”风险;及时告知产品生产者算法可能面对的异常情况。

摘要：《刑法》与《著作权法》关于侵犯著作权行为方式法律规定的重合性与不一致性,是导致法律适用混淆性的重要原因。但是,两者的界分并非不具有法律上可操作性,界分的关键在于恪守认定犯罪的基本原则和准确把握认定犯罪的具体方法。在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存在将著作权民事侵权行为认定为刑事犯罪的诸多案例,原因在于司法工作人员没有恪守认定犯罪的基本原则:不得已原则。“以营利为目的”是成立侵犯著作权罪不可或缺的构成要件。“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是指行为人未取得著作权人的独占许可、独家许可和普通许可。《刑法》第217条采取“数额或情节”的认定模式,只有违法所得数额达到法定标准或具有法定情节的侵犯著作权行为,才能认定为刑事犯罪,否则只能要求行为人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摘要：预防性监禁措施的产生是现实发展和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需要。目前,不少国家都建立了预防性监禁制度,但在制度设计环节、适用环节、监禁环节、适用程序和社会危险性评估机制等方面各有优劣。探索中国预防性监禁制度的完善路径,需要对域外预防性监禁制度进行比较与反思。通过深入研究域外预防性监禁制度的主要特征、存在的不足和可供借鉴的有益做法,为在适用原则、制度设计、危险评估、量刑内容等多方面合力推动完善中国预防性监禁制度提供参考。

摘要：面临“电车难题”困境时能否适用紧急避险予以出罪存在讨论空间。基于对“生命价值不可衡量”的通说观点的质疑,提出生命价值的相对性以及在自动驾驶中对生命避险的适用空间。在对生命实施紧急避险的正当化根据的选择上,纯粹的功利主义和社会团结义务都存在无法避免的缺陷,实际适用范围有限。修正的功利主义理论承认一般意义上“生命至高无上”的价值地位,但特殊情况下不同生命主体的值得保护性存在差异,在满足一定的限制条件下允许对生命进行衡量。在该理论指导下,通过对自动驾驶不同场景下的碰撞情形进行具象化的分析,得出系列运行规则用于程序设计中的算法指导,在检视自动驾驶程序设计行为符合紧急避险构成要件后实现其阻却违法的出罪目的。

摘要：泰国是一个充满着浓厚文化氛围的国家,其传统音乐具有浓郁的地域特征和风格特色。泰国传统音乐在节奏节拍、音阶定调、旋律、曲式结构等方面具有鲜明的音乐特点,泰国传统声乐的音乐风格与传统乐器的独特分类方法与泰国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民俗活动关联颇深。

摘要：合理规制人脸识别技术滥用行为,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对待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价值取向,理论上存在原则禁止论与合规许可论的对立。原则禁止论过分强调风险,会阻碍人脸识别技术的进步;合规许可论将前置法与刑法应当秉持的立场混同,且没有揭示刑法规制人脸识别技术滥用行为的深层法理。对待人脸识别技术滥用行为的应然态度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关于人脸识别技术滥用行为刑法规制的方向选择,理论界存在刑法规制优先论与科技创新优先论的分野。科技创新优先论与刑法规制优先论各有优劣,只有将人脸识别信息放到第一层级进行强保护,才能真正实现两种规制方式的平衡。关于刑法如何预防人脸识别技术滥用产生的风险,存在事前预防与事后打击两种模式。事后打击模式虽然有利于保障公民的自由,但不利于保障安全;事前预防模式可以实现对法益更前位的保护,但会对刑法的谦抑原则造成冲击,动摇罪责原则的基础。理性的选择是,根据不同类型人脸识别技术滥用行为的不同特质分域而治。

摘要：制定法预示着法律的发展趋势,《刑法修正案(十二)》体现了行贿罪立法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我们可以从行贿罪的立法变迁中提炼出一些规律性表征,为行贿罪刑罚配置提供立法思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行贿罪刑罚配置的灵魂,行贿罪刑罚配置应当考量与其具有对向关系的受贿罪,行贿罪修订需要对刑法结构进行反思和重塑。行贿罪刑罚配置问题被社会广为关注,但如何配置行贿罪的刑罚却见仁见智。对此应当从刑事政策出发,合理设计行贿罪刑罚配置,以期符合“受贿行贿一起查”的价值蕴含。

摘要：为了有效应对私人数字货币的兴起,我国央行开始发行数字人民币,以期强化国家对数字货币发行的控制与监管。数字人民币通过算法设计,具有数字现金、中心化发行与合作式发行等特征。作为底层技术,算法设计的复杂性、算法功能的隐蔽性、算法权力的再分配效应、算法能力的隐私易侵害性,对我国现行的数字人民币发行与交易带来了潜在风险。为有效应对上述风险,可通过完善人民币发行的程序与规则来控制算法的复杂性与权力再分配效应,设立数字人民币算法程序的登记制度来解决算法的不透明性,强化隐私权侵害的救济机制平衡算法的隐私易侵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