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2年沉寂17年的《能源法》终于浮出水面重新列入立法规划,但出台的希望却依旧渺茫。《能源法》的厄运不在于与其他能源法的制度混同或冲突,而在于能源市场与能源规制没有定位;不在于立法技术与制度设计存在争议,而在于能源体制市场化进程与从行政垄断中解放市场的进展;不在于国家能源主管部门不努力,而在于能源市场革命与能源规制革命的法律边界已经超出了政府权力边际。无论是基本法还是基础法,能源战略政策法还是能源管理法,《能源法》都必须解决能源市场与能源规制制度设计的问题。然而,《能源法》制度如何设计或能否出台何时出台均受制于政治家的抉择。

摘要：污染控制制度是环境法典的最主要内容,需要在现行污染防治单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行体系化整合。现行立法分为两大基本类型,环境要素污染防治法围绕环境要素的污染排除进行制度设计,污染物质和能量污染防治法围绕污染物质和能量的减量和管制进行制度设计。在整合进入环境法典污染控制编时,两类污染防治制度的共通性制度要提炼出来进入污染控制编的基本规定,环境要素污染控制制度仍然围绕水、海洋、大气、土壤的污染控制展开,规定与环境要素相对应的具体污染控制制度。污染物质控制制度包括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污染控制和放射性污染控制几个方面,应规定污染物质的全过程管控制度。能量污染控制制度以噪声污染控制为重心,振动、电磁辐射和光辐射污染控制应在法典中有基本规定。在协调不同类型污染控制制度的基础上,对现行污染防治规定进行归类、精简、合并、调整,并补充重要的污染控制规则,以完成环境法典污染控制编的制度设计和编排。

摘要：2024年5月1日,新修订《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施行。从自然资源执法查处的制度设计角度,《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办法》和《自然资源执法监督规定》两个部门规章共同组成了自然资源执法查处领域的顶层设计。《办法》修订的背景是什么?是怎样开展修订的?框架结构又是怎样的?自然资源部执法局就此进行了解读。

摘要：调查取证面临特殊困难的生态环境刑事案件与严格要求程序正义的“对抗性刑事司法”模式不匹配,导致环境刑事司法难以在生态环境损害修复中发挥应有作用。与传统刑事司法不同,环境刑事司法中国家追诉机关与被追诉人的立场并非完全对立,亦可能建立在修复生态环境方面的共同利益上,双方可以通过协商、妥协达成共识,共同制订生态环境修复计划。这种新的司法范式不仅有助于救济生态损害,还能够减轻司法系统的负担,并促使被告人自觉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因此,有关部门要以积极合作司法理念为指引,构建以“损害环境媒介”为罪种特征的罪名;借鉴国外辩诉交易等制度的合理因素,在环境刑事司法领域通过形成认赔从宽共识,率先构建积极合作司法制度,纾解我国生态环境损害司法困境。

摘要：信息工具能够以去中心化、中介式的角色参与碳市场建设,在充分获取碳排放信息、便利市场监管、促进碳价稳定向好、畅通公众参与等方面助力碳排放权交易的平稳有序。在实际应用中,信息工具在碳市场的不同场域可能产生不同的失能形态:①数据瑕疵、数据造假、违规运维可能导致碳排放监测数据失真。②碳信息数据平台在对原始信息进行深度清洗、去噪、校核过程中可能存在安全风险。③单方性规则塑造、潜在失灵与偏见导致的算法侵害是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非正义的重要来源。④碳信息共享过程中的数据孤岛易导致行政监管与公众参与不畅。信息工具在赋能碳市场建设过程中的现实梗阻,折射出信息工具在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用不畅与制度困境。在治理理念上,事中事后监管难以满足信息工具失能风险规制的需求;在制度供给上,试点先行的碳市场建设策略导致各地制度供给不尽相同,有必要完善中央立法的顶层设计。风险防范与治理、行为促进与保障的立法理念,能够克服信息工具失能的全程性、动态性,使风险制造者对行为后果产生稳定预期;央地协同的立法体系,能够突出“双碳”目标的全局性、重要性和战略性,为碳市场建设提供更为系统、有效和全面的法制供给。在制度设计上,还需要从以信息承诺提高监测数据质量、完善行政监管与企业自律相结合的平台安全管理体系、明确算法侵害的可追责性与实体责任、丰富碳信息流动与共享的路径4个方面对信息工具赋能碳市场建设的效能进行全过程制度保障。

摘要：农业文化遗产在历史发展中形成,蕴含丰富的自然和生态环境资源,在应对农业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农业转型与大食物观构建等方面颇具价值。然而,在其发掘认定工作逐渐步入正轨时,政府财政压力大、农民农业收益少与遗产保护积极性低等现实问题也愈发明显,现行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为主的法律体系不足以应对此类问题。因此,建议制定更高位阶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法》,通过明确法律关系,设定法律责任,完善生态补偿与利益分配制度等内容,弥补先前法律规范之空白,指导其后法律规范制定和修订,形成自上而下融贯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理性方案,全面保障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摘要：法律体系在整体上的绿化转型,已经成为我国生态文明新时代立法发展完善的明确趋势,《能源法》的绿化也势在必行。《能源法》的绿化不仅体现为时代发展的外部需要,更是一种内生的制度需求。《能源法》的绿化应坚持异质思维、协同思维和系统思维,异质思维主要解决《能源法》绿化的基本定位问题,协同思维主要体现《能源法》的目标取向问题,系统思维主要明确《能源法》绿化的立法表达问题。《能源法》绿化的系统表达,应体现在多元立法目的并进、结构性制度优化以及衔接性规范设计等不同立法层次。

摘要：近日,《节约用水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颁布实施。《条例》总结了近年来城市节约用水管理工作的成果和经验,建立了一系列符合城市节水工作实际的系统性、创新性、前瞻性制度,是在1988年国家颁布第一部具有法规意义的《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基础上的重大革新,为我国新形势下城市节约用水工作提供了顶层设计和根本遵循。

摘要：农业兼具碳排放和碳汇双重属性,既能通过碳减排助力碳达峰,又能借助碳增汇贡献碳中和。深度挖掘农业碳减排潜力并激励农业碳汇产出是实现农业碳中和,进而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关键所在。为此,要加强农业碳汇法治保障,巩固和提升农业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并促进农业碳汇价值实现。具言之,要建立自上而下的协同立法模式并加强农业碳汇相关立法的内部衔接与协调;采取集中管理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的行政监管体制,建立农业碳汇交易“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机制;明晰农业碳汇产权归属,从国家制度框架、地方政策体系及具体规则设计三个维度构建农业碳汇市场交易机制;适度发挥司法能动功能,建立农业碳汇司法救济机制;健全农业碳汇生态保护补偿、社会多方参与等配套实施机制。

摘要：我国当前的碳中和工作主要在政策道路上推进,相关立法还不完善,特别是缺乏明确的碳中和时间表使得有些地方在推进碳中和工作时出现了“碳冲锋”“运动式减碳”现象,既不利于积极稳妥推进碳中和目标实现,也带来了生产生活上的不确定性。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要在“十四五”期间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碳达峰碳中和立法的研究与论证工作。碳中和时间表是管理碳中和工作进程、确保碳中和目标实现的有效方法,大部分国家的碳中和立法都对其进行了规定。在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时间框架下,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碳中和时间表法律规范,有利于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和碳达峰碳中和立法工作进程,更有利于提升碳中和相关立法的指向性和可实施性,稳定社会生产生活预期,提升我国在国际气候合作治理中的话语权。碳中和时间表法律规范的制定应立足我国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基本国情,结合国际气候合作治理需要,以科学性与政策性相结合、国际性与国别性相结合、现时性与将来性相结合为设计基准,通过《应对气候变化法》立法目的条款、碳中和时间表专项条款将我国碳中和工作进程纳入法治轨道,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保障当下及将来世代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具言之,《应对气候变化法》立法目的条款中,碳中和时间表内容建议表述为“推动国家碳中和战略决策实现,促进国际气候治理合作”。专项条款设置上,一方面应规定具体明确的相对近期碳中和时间表,另一方面就中长期碳中和时间进程应确定特殊时间节点设计阶段性目标,并授权国务院负责阶段性期间内碳中和时间表的“细化”与“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