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落景观包括村域人、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和人的创造意念,经历因生存所需不断舍弃“无用”的“遗”与保留“有用”的“存”之过程,也形成遗存的结果。景观遗存的核心是村落生活创造,以之为对象的文化叙事的核心是此创造全部信息的表述与传播,以期最终产生认同。而村落生活方式的传承与转换,村落的自发展与开放、现状与理想、遗存环链之客观与主观的矛盾影响都会使景观遗存与叙事的双核心出现对应偏差,造成人们加注于景观遗存之上的创造意念难以正确传达,过程封闭甚至逆推的困境。以此为问题导向,以河南地区为例,在梳理提炼田野调查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分别针对各矛盾原由提出面向村落景观遗存与文化叙事双核心叠合的系统性策略建议。

摘要：对于山西临汾吉县柿子滩遗址发现的“岩图”,学界有不同观点与阐释。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该图“人神”是曲肘双手举杆,表示“立杆测影”,否定了“生殖崇拜”等说法。这个思路无疑是合理的阐释。为此,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论,图像顶部七个弧形圆点应为“北斗七星”,隐含“盖天”与“北斗”。又因天之数为七为“乾”,“人神”上半身涂实,亦属“阳”,地上六个圆点形成的“倒梯形”,为“观象台”“测影台”或望月“坎”,地之数为六,是为“阴”为“坤”,“人神”下半身(腿部)描空,为“虚”,故整个“岩图”构成天地阴阳的宇宙概念。天地、阴阳交会于“人神”,乃构成天、地、人的宇宙关系,图中“人神”应为观测天象的“天官”,故可称“天官图”。文明与艺术起源于古代天文,足见“二十六史”《艺术列传》把精通天文、《易经》的人列入其传,是有依据的,也显示了中国艺术的本元内涵。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现有条文中,对于什么是“不可移动文物”并无明确的概念界定。基于现实需要,对不可移动文物的合理移动、安置与保护,并不影响其作为不可移动文物的自身属性。目前文献中对“石刻”一词涵义的解释侧重于石刻文字而非石刻雕塑,不可移动文物一般不包括独立的单体雕塑艺术。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中的石碑、石柱都属于文字突出的石刻,而大量石兽则属于造像突出的雕塑。由于当下所见南朝陵墓神道石刻的主要构成是南朝石兽造像,因此事实上大量“南朝石刻”已经等同于“南朝雕塑”,将其作为独立雕塑作品迁移和集中保护也更具有可行性。

摘要：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古器款识》册,由清人姜宁拓集,收录商周至明代铜器铭文拓本近二百种,对研究清代金石学的演进与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通过对《古器款识》拓本来源、题跋内容及地点进行考察,可窥见嘉庆年间浙江地区收藏与考释钟鼎款识的风气,杭郡金石学群体的交游品鉴活动,以及士人之间以款识拓本为载体形成的金石鉴藏网络。

摘要：具有鲜明荆楚特色的湖北民窑——汉川马口窑陶器,有着独特的格调美感,其淳朴的造型、丰富的绘画纹样以及多层次的装饰布局,蕴含着端厚质朴的人性和物化的情感语言。本课题多角度地分析和挖掘马口窑陶器,探索其器型比例结构、纹饰和绘画相组合的装饰布局,与服装横向、纵向的结构关联,从而实现在服装中在比例廓形、块面结构和装饰艺术方面的创新设计,是一次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之间的碰撞。

摘要：连云港的民间美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艺术风格以简朴、淳厚为主,紧密契合当地的自然环境与人文背景。本研究通过对连云港的民间美术中东海版画的起源、艺术特征及社会功能的分析,揭示了该艺术形式在地方文化中的深刻影响及其在民间信仰、节庆习俗中的重要地位。东海版画不仅反映了当地居民的审美情趣与文化认同,还在民间艺术传承与创新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如传统技艺的流失与市场需求的变化。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构建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机制、文化创意产业链建设等创新策略,旨在推动东海版画在现代社会中的持续发展与活态传承。

摘要：青铜鼎是西周礼器的经典证物,在中国古代艺术设计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寓意。本文以西周大克鼎铭文和图案纹样为语言线索,以大克鼎在社会作用下形成的审美价值为参照系,以历史中的社会秩序为基础,分析和阐释大克鼎的书法精神、图案设计和社会意义。

摘要：20世纪40年代,王子云率“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聚焦关中唐帝陵石刻,以雕塑家视角展开系统研究。考察源于晚清文物流散引发的保护意识及抗战时期民族主义对汉唐辉煌的历史重构。受欧洲博物馆经验启发,王子云将唐陵石刻置于中西雕塑比较视野,运用写生、摄影等媒介,记录陵前石雕、神道规制与陵山环境,形成兼具考古理性与美学表达的帝陵图像。其写生突破传统,融合视觉与知识重组空间,强调石刻造型与荒野景观的共生,塑造出“帝陵风景”的独特意象——既承载古物怀旧与废墟美感,亦成为民族象征,隐喻历史兴衰与现代复兴。考察成果经展览传播,凸显唐代石刻的艺术史价值,推动文物保护,并在民族危机中激活对盛唐气象的集体想象,重构了艺术、文物与历史记忆交织的文化空间。

摘要：易水砚不仅石质优良,而且创意独特、造型多变。制砚师根据石料的形状、质地、色彩等设计构思,因材施艺。从古至今,易水砚制作由简到繁,形制逐渐多样,题材渐趋丰富,技艺不断创新。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见证一方优质砚台的诞生。

摘要：“山水之变,始于吴,成于二李”出自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在厘清唐代画史中“山水”与“山水画”真实意涵的基础上,可进一步认识吴道子写貌蜀道嘉陵江水对唐代“山水之变”起到的重要作用,使得这一时期的山水图式从以山为主的刻画转向山水共分的描绘,又经由李昭道进一步发展出“海图”之妙,此乃对唐代“山水之变”的“始”与“成”的合理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