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抽象艺术家与理论家之一，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是几何抽象艺术的先锋，也是“至上主义”[Suprematism]运动的发起者。H·H·阿纳森[***]在《西方现代艺术史》[History of ModernArt]中谈到20世纪的抽象艺术时指出：“20世纪的抽象有两个主要侧翼，一是康定斯基的抽象表现主义，一是马列维奇的几何抽象，这两翼都是俄国人确立的。”

摘要：作为国家战略行动框架的基础依托,生态型区域的治理为地方政府执行力提供了实践场域与检证载体。其间,主体构成、资源禀赋、流程设计及制度环境等要素对地方生态执行力影响深刻。然而,因缺乏生态文化的扎根、治理权力的协同以及激励约束的整合,导致出现种种"中梗阻"现象等实践困境。要有效应对这种与现代性共生的"生态困厄"、克服治理失灵,亟需进行针对性的执行力建设。而其津要,在于着力突破"物本窠臼"与"问题跟随"的路径依赖,构建和优化意愿导向绩效的贯穿性机制,以"绿色公共管理"系统化地来创建绿色未来。

摘要：2004年以来,在国家政策驱力下,我国动漫产业得到大跨步发展。如今,我国动漫产业的底盘已初具规模,动漫产量大幅提升,跻身于动漫大国;动漫产值以较大幅度稳定增长,已突破一亿元大关;产业区域布局基本成型,产业结构布局得到改善。一批骨干企业和知名品牌相继涌现,动漫产品＂走出去＂初显成效。

摘要：湘昆折子戏《白兔记.抢棍》,其故事源头虽可上溯到《六十种曲》所收《白兔记》第十一出《说计》,但与其更为近似的则是明代无名氏编辑的《乐府歌舞台》"风"集收录的《三娘夺棍》散出。如果把《六十种曲》中的《说计》视作昆剧折子戏的"源"的话,《乐府歌舞台》的《三娘夺棍》无疑可以视作其"流",是文学本初步舞台化的记录和写实。而湘昆折子戏《抢棍》则可以视作"变",是文本经历比较长时间舞台化之后的产物和结果。从"源"到"流",再到"变",《抢棍》的变化和发展充分体现了昆剧折子戏逐渐摆脱剧本、面向舞台,逐步发育其舞台技艺、丰富舞台表演的艺术流程。这一现象显然具有普遍性。它一方面显示了剧本"一剧之本"意义的弱化和消减,同时又彰显了艺人和演员的舞台创造相对于戏剧的特殊意义和重要作用,显示了中国戏曲向着舞台的回归。

摘要：越剧传入南京,肇始于1935年,40年代形成规模,获得南京观众的关注,最终开拓了南京的演剧市场,成为南京重要的剧种之一。50年代竺水招率领云华越剧团从上海到南京演出,并留驻南京成立南京市越剧团,为南京越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文革时期,越剧遭到毁灭性打击,其发展也全面停滞。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越剧沉睡的种子,但在市场经济改革的时代背景下,越剧的观众市场逐渐萎缩,国营化的剧团改革势在必行。经过90年代以来的剧团改制,南京的越剧焕发出新的时代生机。

摘要：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法治反腐不仅是法治中国建设中的重要内容,而且必将成为我国新时期反腐方式的新常态,目前尤其需要对新时期法治反腐的前行路向和实施重点进行探索和定位。善治是国家治理也是腐败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理论基础,善治的法治性、合法性、参与性、透明性和责任性等基本要素应是我国未来法治反腐的重要指向,面向善治的新时期我国法治反腐的着力点则相应为推崇法治方式反腐、提升法治反腐成效、保障公民参与反腐、完善信息公开法制、健全反腐责任体系。

摘要：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适用表明:侦查人员违法取证的情形大多表现为以非法方法获得言词证据尤其是口供,而违反搜查、见证、回避等法定程序、制度所获证据材料情形亦时有出现。非法取证现象的存在,除了侦查人员程序、证据意识不强等主观方面的原因外,一些制度设计的非清晰性如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讯问取证方法与讯问策略界限难以把握,亦是重要原因,这也是公检主要争点。顺应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需要完善各种保证取证合法性的制度,强化侦查人员证据意识,按照裁判的要求和标准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