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肯定了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激励制度。而国家公职人员的职业责任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于是国家公职人员在行使公共权力过程中必然会存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利益冲突贯穿于公共决策的全过程。当前我国处于集权权力结构向制约权力结构的变迁过程之中,既有的利益表达渠道容量不足,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决策规则和激励机制尚未建立,对公共决策中的利益冲突的防范与化解形成了严峻挑战。化解和防范利益冲突对公共决策的不当影响,需要增强公共决策的开放性,改革当前决策权力过于集中的体制,健全决策规则设计,完善决策激励机制,以此来限制与引导决策者的自利行为。

摘要：本文以最高行政决策权为例,通过比较中美两国控制决策权的制度设计与运行实效,分析认为,中美两国依据各自宪法框架形成的对最高行政决策权的监督制度与制约制度,是与两国政治资源的配置情况相匹配的。两种制度设计在权力授予方式、权力关系、控制手段上存在显著的差异;监督制度对于实现决策过程的效率目标绩效更优,而制约制度对于实现决策过程的公正和促进共识的达成方面绩效明显,单一制度的控权方案显著难以达到绩效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