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商业秘密制度在企业数据产权保护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却没有引起决策者和学术界的充分重视。企业收集的与经营活动有关的数据集合,通常都落入商业秘密法上的“经营信息”范围。即便数据条目为单纯的文学艺术作品,也不妨碍该数据集合整体上被视为企业的“经营信息”,从而构成商业秘密法的保护客体。在判断数据集合的秘密性时,应区分数据条目与数据集合。数据条目来源于公共领域,并不妨碍数据集合整体上具有秘密性。网络平台通过前台向公众提供的数据集合条目,使得数据条目本身失去秘密性。不过,网络平台后台存储的受访问密码等有效保密措施控制的数据集合整体或其实质部分,依然满足“秘密性”的要求。公众破坏该后台保密措施直接获取该数据集合整体内容,将构成商业秘密侵权。沿着这一解释思路,大多数企业数据集合都能在商业秘密保护法的框架下得到有效保护。在商业秘密保护法之外,类似日本那样进行“限定提供数据”的平行立法,叠床架屋,没有必要;不区分公开数据与秘密数据的统一数据产权立法,也缺乏可行性。企业数据产权保护更合理的选择是回到现有的商业秘密保护法加可能的公开数据特殊保护立法的思路。

摘要：垄断行为刑事化的争议直接关乎反垄断法的实践效果,同时也颇具理论挑战。惟有回归《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与《刑法》的基础法理才能辨明底层逻辑,实现法秩序的有机统一和体系化。反垄断法是社会本位法,保护竞争法益是增设垄断之类新罪的最核心理由。界定法益需要遵守与利益、与法、与人、与宪法相关联以及可被侵害性的五项原则,且应当符合刑法法益保护“不完整性”和“补充性”两项标准。在进一步区分行政违法和犯罪时,经过带有自然犯特征、行为的可复制性及危害程度两项测试可以证成,实施“横向垄断协议”行为构成行政犯罪,其他垄断行为构成行政违法。继而本文针对横向垄断协议罪进行了详细的制度设计。

摘要：数字人民币在线支付的结算最终性,不受破产撤销权的冲击,还可以援引欺诈、胁迫的一般性规定,以及按份共有的分割权实现不正确支付的“回转”。单方离线支付的结算最终性仍适用赴偿之债或往取之债的规则。双方离线支付的结算最终性取决于不同的技术方案。重复支付只存在狭窄的空间,需要通过系统设计限定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因为数据篡改所致的重复支付,属于一般社会风险,可以适用假币规则。另一种重复支付的根源在于,承载数字人民币的加密币串没有在不同数字钱包实现转移,以及不附带“冻结”等移转限制。中国人民银行在未来的完全双层运营模式下,不再承担个人信息保护的责任,而运营机构理应按照个人敏感信息的规则,处理用户使用数字人民币所产生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