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了解上海市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现状,并探讨其与高血压的关系,为制定高血压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数据来源于2017年上海市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抽取样本,纳入18 137名≥45岁中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调查方法包括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测。采用SAS 9.2软件进行基于复杂抽样设计的Rao-Scottχ2检验。采用基于复杂抽样设计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睡眠问题与高血压的关系。结果 上海市≥45岁中老年人存在睡眠问题的加权比例为61.8%。打鼾、中间觉醒、早醒、入睡困难和服用安眠药的加权比例分别为37.7%、32.5%、22.2%、21.7%和4.8%。打鼾、中间觉醒、早醒、入睡困难和服用安眠药人群的高血压加权患病率(分别为55.8%、56.5%、54.6%、53.8%和60.6%)高于无上述睡眠问题者(45.3%、45.8%、47.7%、48.0%和48.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混杂因素后,打鼾(OR=1.308,95%CI:1.174~1.458)和中间觉醒(OR=1.323,95%CI:1.176~1.489)与高血压患病高风险相关。结论 上海市中老年人睡眠问题比较严重,以打鼾和中间觉醒为主,打鼾和中间觉醒与高血压患病有关,是中老年人需要重点关注的睡眠问题。

摘要：目的建立一种可同时、快速、准确检测我国主要传疟按蚊蚊种及其抗性基因的高通量方法,为疟疾消除后我国主要传疟媒介监测提供高通量监测工具。方法2022年8月—2023年7月在云南腾冲市、海南省文昌市、辽宁省东港市不同采样点采集中华按蚊、微小按蚊、大劣按蚊和嗜人按蚊成蚊。采用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技术和Sanger测序分别检测按蚊ITS2、kdr(L1014)、rdl(A296)及ace-1(G119)基因;使用优化的多重PCR反应体系、定制设计双端标签序列(barcode)引物和下一代测序技术(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NGS)检测混合样本的上述基因。采用Kappa一致性检验和多个率比较的卡方检验评价方法的一致性,采用四格表计算方法的灵敏度、特异度以及约登指数,对每种方法正常操作流程下各个环节涉及的费用进行统计汇总,并综合确定最适混合检测样本量。结果常规PCR扩增300只蚊虫基因组DNA,扩增产物Sanger测序结果分别为144只中华按蚊、53只大劣按蚊、62只嗜人按蚊和41只微小按蚊,抗性基因kdr(L1014)、rdl(A296)和ace-1(G119)突变数量分别为73只、27只和41只。应用新建立的基于定制双端barcode的多重PCR反应体系和NGS测序技术,检测不同样本量下Sanger测序对应的样本,2种方法检测结果的一致性高(全部Kappa>0.900),多重比较显示样本量N(40、80、160)、N(120、200、240、280)和N(300)三者之间2种方法检测一致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6.547,P0.994(120)>0.990(280)>0.988(200)>0.987(240)>0.985(300)。从检测40到300个样本量,新建方法单个测序位点费用从20.0元降低至8.3元,常规方法单个测序位点费用从16.7元降低至15.4元。新建方法的最佳检测混合样本量为280。结论新建立的多重PCR、双端barcode和NGS相结合检测方法可同时检测我国4种传疟按蚊蚊种和ace-1、kdr、rdl抗性基因突变位点情况,该方法稳定性好,灵敏度、特异度高,一次可检测较大样本量,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检测方法成本经济性好。

摘要：[背景]近年来甲状腺结节检出人数迅速增多,恶性结节所致的甲状腺癌已成为危害我国中青年人群健康的重点问题。[目的]探索我国中青年甲状腺结节患者发生甲状腺癌的工作、生活行为方式影响因素。[方法]研究对象均来自在华东疗养院体检的甲状腺结节患者,采用1∶4配对病例对照研究,纳入2012—2022年确诊甲状腺癌的患者232人为病例组,按同性别,年龄±5岁匹配对照组928人。采用统一设计的结构化调查表收集患者的工作、生活行为方式资料。使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环境、工作时间、压力、饮食、运动、心理等因素与甲状腺癌的关系,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变量间的相关性。[结果]单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甲状腺结节患者有一级亲属甲状腺癌家族史(OR=6.059,95%CI:1.007~36.473)、肥胖(OR=1.973,95%CI:1.296~3.004)、噪声振动暴露(OR=1.988,95%CI:1.143~3.456),经常感到紧张压力(OR=2.093,95%CI:1.231~3.559)、低落抑郁(OR=2.034,95%CI:1.048~3.947)和生气激动(OR=1.791,95%CI:1.066~3.012),经常油炸(OR=1.535,95%CI:1.026~2.297)和快餐饮食(OR=1.836,95%CI:1.048~3.215)是发生甲状腺癌的危险因素。三餐规律(OR=0.245,95%CI:0.061~0.989)和经常运动(OR=0.571,95%CI:0.342~0.952)是预防甲状腺癌的保护因素。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体重指数与经常食用油炸食物、快餐和含糖饮料呈正相关(r=0.123、0.083、0.077,P均30 min)(OR=0.516,95%CI:0.300~0.890)是预防甲状腺癌的保护因素。[结论]影响中青年甲状腺结节患者发生甲状腺癌的危险因素较多,肥胖、噪声振动暴露、经常感到紧张压力、缺乏运动与甲状腺癌有关。

摘要：[背景]农药暴露可能会影响接受辅助生殖技术(ART)治疗女性的生殖健康,然而,目前我国有关ART女性农药暴露水平的数据缺乏且探讨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目的]了解ART女性孕前农药的暴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方法]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的调查方法,于2017年7月至2018年12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生殖门诊招募了508名接受ART治疗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气相/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检测ART女性尿液中有机磷类农药(OPs)、拟除虫菊酯类农药(PYRs)以及新烟碱类农药(NEOs)的代谢产物浓度,并分别计算三类农药代谢产物的摩尔浓度总和(∑2OPs、∑2PYRs、∑2NEOs)以评估农药暴露水平。使用问卷调查ART女性的人口学特征、饮食频率以及行为习惯信息。采用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人口学特征、饮食频率以及行为习惯与ART女性尿液中农药代谢产物浓度的关系。[结果]本研究人群中∑2OPs、∑2PYRs、∑2NEOs经尿肌酐校正后的中位浓度分别为419.77、2.95、20.36 nmol·g^(−1)。多因素线性回归结果显示:每天摄入蔬菜的ART女性尿液中∑2OPs浓度比蔬菜摄入频率≤3 d·周^(−1)的ART女性高42.88%(P<0.05)。每天摄入水果的ART女性尿液中∑2PYRs浓度比水果摄入频率≤3 d·周−1的ART女性高37.24%(P<0.01)。每天摄入水果和每周有4~6 d摄入水果的ART女性尿液中∑2NEOs浓度比水果摄入频率≤3 d·周^(−1)的ART女性分别高24.51%和29.30%(P<0.05)。此外,本研究还发现∑2PYRs浓度与ART女性体重指数(BMI)呈负相关(P<0.05);而∑2NEOs的浓度不仅与ART女性年龄呈正相关(P<0.05),还与宠物饲养情况以及不孕原因具有关联。备孕后仍在饲养宠物的ART女性尿液∑2NEOs浓度比从不饲养宠物的ART女性高30.11%(P<0.05);由于女性原因导致不孕而接受ART治疗的女性尿液中∑2NEOs浓度比由男性原因导致不孕而接受ART治疗的女性低24.10%(P<0.05)。[结论]上海地区ART女性存在农药广泛暴露。年龄、BMI、蔬菜水果摄入频率、宠物饲养情况以及不孕原因可能与ART女性农药暴露水平有关,但仍需要更多的人群数据验证本研究结果。

摘要：【目的】应用3种风险评估方法对某卫生陶瓷生产企业接触矽尘工作岗位开展健康风险评估,并对评估结果进行比较,探讨不同职业健康风险评估方法的适用性。【方法】选取上海市松江区1家大型卫生陶瓷制品制造企业,采用职业危害风险指数评估法、接触比值评估法和国际采矿与金属委员会定量职业健康风险评估法(ICMM定量评估法)对接触矽尘的工作岗位开展职业健康风险评估。采用加权Kappa法对3种方法的评估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结果】识别和检测该企业矽尘岗位14个,3个岗位矽尘呼吸性粉尘浓度超标,分别为2期车间复合成形岗位(0.80 mg·m^(-3))、2期车间加成形岗位(1.00 mg·m^(-3))和2期车间1F施釉岗位(1.50 mg·m^(-3)),超标率为21.42%。风险指数评估法评估无危害6个,轻度危害6个,中度危害2个。ICMM评估法评估潜在的风险6个,可容忍的风险2个,不可容忍的风险6个。接触比值评估法评估中等风险8个,高风险5个,极高风险1个。3种评估方法的评估结果一致性检验较差:风险指数评估法和ICMM评估法Kappa系数为0.15;风险指数评估法和接触比值评估法评估结果Kappa系数为−0.09;ICMM评估法和接触比值评估法Kappa系数为0.04。3种评估方法得出的RR值间均具有明显的相关性,RRICMM评估法与RR接触比评估法、RR风险指数评估法与RRICMM评估法、RR风险指数评估法与RR接触比值评估法相关系数(r)分别为0.915、0.604、0.594。评估结果等级与CTWA相关性较强的是接触比值评估法(r=0.864,P<0.001)、ICMM评估法(r=0.863,P<0.001),相关性中等的是风险指数评估法(r=0.632,P<0.05)。【结论】风险指数评估法适用于矽尘暴露水平较低的工作岗位,ICMM评估法和接触比值适用于矽尘暴露水平较高的工作岗位。但3种评估方法都存在局限性,在实际评估工作种同时运用多种方法更合理。

摘要：目的分析女性孕前口腔菌群与胎儿过度生长的关联及可能机制。方法基于孕前队列,采取巢式病例对照研究设计,选取队列自2016年10月至2021年12月于上海市嘉定区妇幼保健院招募的人群中分娩巨大儿和/或大于胎龄儿(large for gestational age,LGA)的51例产妇作为病例组,按1∶4选取同期分娩正常出生体重儿、适于胎龄儿的204例产妇作为对照组。以总人群中分娩LGA的48例产妇作为LGA亚组,并从其余分娩非LGA的产妇中按1∶4随机抽取192例作为其相应对照组,展开LGA亚组分析。采用16S rRNA基因测序技术检测孕前唾液样本,比较组间口腔菌群特征、差异菌群与差异功能通路。采用非参数Wilcoxon秩和检验、两独立样本t检验,或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进行统计学分析。对女性孕前膳食数据进行因子分析,以膳食模式因子得分的最大取值确定每个研究对象的主要膳食模式。对菌群计数数据,采用R和QIIME2软件计算α和β多样性指标,并通过PICRUSt2获得相应菌群功能计数数据。结果(1)一般资料:2组对象从孕前采样至妊娠及采样至分娩的时间间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病例组51例中,单纯巨大儿3例,LGA 48例(94.1%)。LGA亚组的相应对照为192例。病例组与对照组膳食模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α多样性分析:病例组物种丰富度指数低于对照组[(367.27±84.57)与(408.71±93.08),多因素分析P=0.009],而2组间Shannon指数和Simpson指数的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LGA亚组的物种丰富度指数亦低于相应对照组[(371.04±83.92)与(408.04±94.21),多因素分析P=0.033],而Shannon指数和Simpson指数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3)β多样性分析:①病例组与对照组口腔菌群非加权UniFrac距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2)=0.006,F=1.479,P=0.048)。LGA亚组与相应对照组口腔菌群β多样性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差异菌群分析:①病例组与对照组从门到属共有14个差异菌群。在属水平,消化链球菌科G1菌属在病例组富集,而劳特罗普氏菌属、小杆菌属、纤毛菌属和罗斯氏菌属则在对照组富集。②LGA亚组与相应对照组从门到属共有14个差异菌群;在属水平,罗斯氏菌属、纤毛菌属、单糖菌门G6菌属和月形单胞菌属在对照组富集(LDA值均>2,P值均<0.05)。(5)差异功能分析:病例组女性口腔菌群中烟酸降解[log_(2)差异倍数(fold change,FC)=3.510,q=0.005]、嘧啶核苷酸从头合成途径(log_(2)FC=0.078,q=0.005)及L-酪氨酸降解通路(log_(2)FC=0.710,q=0.034)等相关代谢功能通路富集。LGA亚组与相应对照组比较发现,LGA亚组口腔菌群中烟酸降解相关代谢功能通路富集(log_(2)FC=3.660,q=0.012)。结论过度生长胎儿的母亲孕前口腔菌群结构较正常生长胎儿的母亲存在差异,且正常生长胎儿的母亲孕前口腔菌群多样性更高。孕前口腔菌群中部分致病菌富集与共生菌减少与胎儿过度生长有关,这种关联可能通过烟酸降解等功能通路实现。

摘要：以健康信念模型为理论基础,设计自填式问卷,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松江区4家涉及噪声作业印刷企业的330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SPSS 26.0软件进行调查人群的统计描述,使用二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健康信念水平与听力防护用品使用的关系;Amos 20.0软件分析健康信念模型各维度相互作用,以及健康信念在听力防护用品使用中的作用。回收有效问卷324份,调查对象平均年龄(37.8±7.9)岁。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通过视频、公众号、电视、广播科普宣传主动获取听力防护知识(β=0.807,P<0.05),近1年接受过所在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防护措施培训(β=0.560,P<0.05),掌握正确使用听力防护用品步骤(β=0.988,P=0.000)是听力防护信念的影响因素。结构方程结果显示,健康信念模式可解释听力防护行为总变异量的53.5%,以感知使用HPDs障碍影响最大(影响系数-6.581),存在直接效应;听力防护相关知识既对防护用品使用产生直接效应(影响系数2.112),又通过健康信念产生间接效应(影响系数3.984);感知职业性噪声聋易患性和严重性对听力防护行为产生较弱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1.513和0.260。上海市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接噪人群听力防护信念水平普遍不高,需加强健康宣教,多渠道普及防护知识;增强健康信念意识,提高接噪人群对听力损失易患性和严重性的认知,化解实行健康行为时的障碍,促进员工健康行为的实施。

摘要：公共卫生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既需要上层设计和政府行为的主导,也需要丰富且经得起实践验证的治理工具。文章从政府行为特质视角出发,按照国家干预程度和工具强制性程度,将治理工具分为强制性工具、自愿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结合公共卫生治理实践情况,阐明法治与伦理规制、数字化管理与信息化建设、公众健康价值取向与公众参与、公共卫生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资金与设施物资保障5种治理工具例证。提出公共卫生治理工具的应用建议:强化政府统筹,注重治理工具的协同推进和组合优化;强化项目治理,促进平急结合理念贯穿治理工具的应用,从而推动超大城市乃至城市群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摘要：目的了解上海市老年人带状疱疹疫苗(herpes zoster vaccine,HZV)犹豫现状,基于“5C”模型调查可能影响疫苗犹豫的心理学前因。方法2022年2—3月,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调查上海2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0岁人群社会人口学有关特征、疫苗犹豫及“5C”量表各维度现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5C”各维度与疫苗犹豫的关系。结果416名老年人中HZV犹豫208人(50.00%)。Logistic回归显示,年龄(OR=2.19,95%CI:1.18~4.06,P=0.013)、性别(OR=4.45,95%CI:2.49~7.97,P<0.01)、婚姻状况(OR=7.20,95%CI:3.02~17.43,P<0.01)、受教育水平(OR=2.36,95%CI:1.11~4.99,P=0.025;OR=3.93,95%CI:1.88~8.21,P<0.01)和家庭月收入(OR=0.14,95%CI:0.06~0.31,P<0.01)对疫苗犹豫的出现有统计学意义。“5C”模型中自信程度高(OR=0.85,95%CI:0.65~1.10,P=0.013)、计算能力强(OR=0.63,95%CI:0.48~0.82,P=0.01)和自满程度低(OR=1.42,95%CI:1.17~1.72,P<0.01)的人出现疫苗犹豫的风险降低。不了解HZV是本次调查中拒绝接种的主要原因。结论上海市老年人HZV犹豫发生率较高,应重视信息宣传以扩大疫苗信息可及度,提升自信及计算力,降低自满情绪,以减少疫苗犹豫,对提高HZV的接种率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目的 了解长宁区社区老年人居家环境安全现况,识别老年人居家环境跌倒相关危险因素,以采取针对性的整改措施,为老年人创造更加安全的适老环境。方法 采用分阶段随机抽样方法抽取长宁区十个街道201户老年人家庭,采用自行设计的《老年人居家住宅环境跌倒相关安全性评估表》,由社区医生进行现场调查和评估收集信息,采用Epidata 3.1录入数据和SAS 9.2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调查对象过去一年里跌倒发生率为19.90%,每个家庭的致跌环境危险因素得分/环境危险因素数在0至25之间,平均为9项次(标准差4.7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排除了年龄、服药数量等因素的影响外,高致跌环境水平(居家环境致跌危险因素数量≥12个)仍是老年人跌倒的独立危险因素(OR=3.835,95%CI:1.718~8.561)。结论 致跌环境危险因素普遍存在于社区老年人居家环境中,应通过重点改善居家环境,降低老年人跌倒发生风险,为老年人打造安全舒适的居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