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塞尚作为西方艺术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理论界对他的研究层出不穷。梅洛-庞蒂对塞尚绘画的美学解析主要从艺术现象学的维度展开,本文以梅氏的艺术美学读本为基础,重新审视塞尚如何让作品回到自然的真实,让物成其自身。通过对其作品的分析,梅洛-庞蒂认为,塞尚对传统透视作了反思,古典透视看到的只是我们建构中的物,而不是物本身。所以,塞尚致力于视看的变形,让风景在人身上思考,人是它的意识,它借助人手的运动而显现自身。在此,视看不再是主客体间的物理视觉关系,而是主体间的对话和交流。在此基础上,梅洛-庞蒂重新理解了轮廓与线条之与物的关系,并指出绘画的本质不应是对物的一种暗示,而是呈现物的存在关系,让颜色的布局承担起表现这个不可分割的存在整体。

摘要：要理解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关键在于理解他对现代社会的基本判断,后者导向了他的“第二自然”概念。在黑格尔的方向上,青年卢卡奇也提出了一种消极的“第二自然”。通过分析“第二自然”下的抒情诗以及小说,青年卢卡奇给出了他对现代艺术与现代世界二者关系的新的判定。在“第二自然”与“现代艺术”这一对概念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为何青年卢卡奇在吸收黑格尔思想以后,却也走上了与他截然不同的思想道路。

摘要：在危机舆情中通常存在网络动员现象,社会生态背景、社会制度、社会心理、动员聚焦点和传播过程的规律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影响网络动员的现实状况。危机舆情中的网络动员存在两级传播、有效客体具有同质性、动员能够融合线上和线下、互动程度较普通社会动员更高、易获取大规模社会认同等特点。危机舆情中的网络动员具有一定的发生规律,这种动员行为能够反作用于危机舆情。政府决策者有必要从防范意识、官方发布、辟谣机制、议程设置以及意见领袖等方面对危机舆情中的网络动员进行有效预警和科学应对。

摘要：美国医疗保险援助计划是美国健康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实施至今最为持久和成功的健康保险制度之一。医疗保险援助计划是由联邦政府拨款给各州,以特定人群为保障对象的健康保险项目。本文详细论述了该计划的起源、性质、援助对象、实施和争议,并对其能否给我国带来的借鉴和启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摘要：1931年大水救济,国家吸收了义赈精英,组成了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水会),借鉴采用了义赈经验,在此基础上,对中央与地方在救灾中的关系重新定位。一方面在机制的设计中,重组一套自上而下的中央救灾军,将救灾指挥权和调度权收归中央,避免假手于地方。另一方面,国水会不得不借助于地方行政资源及其对地方赈务的熟悉,将地方政府对救灾工作的支持和配合作为考核其政绩的一个重要筹码。经过多轮利益博弈与关系整合,国水会以退为进,最终磨合出与地方政府谈判协商的合作机制。

摘要：与传统产业相比,创意文化产业中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与同意制造发生了新变化。在娱乐性劳动中,管理者通过关系工作、情感工作和情怀工作将高强度劳动转化为令人愉悦的娱乐。不同于传统产业中的状况,其中的劳动控制并非依托于组织制度和经济激励,而是依托于关系、氛围、情怀等曾处于辅助地位的文化性因素。与此同时,制造同意背后的意识形态运作逻辑不再是传统的马克思—阿尔都塞式的,即管理者通过劳动过程塑造某种观念,以虚假意识的方式来掩盖真实存在的劳资关系,而成为拉康—齐泽克式的,即劳动者藉由特定体验进入了一个真实的幻象,在意识形态化的现实中追求着自己的剩余快感。最终,劳动者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劳动之中。

摘要：资源禀赋既是文化创意产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又是推动国家和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资源保障。根据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资源禀赋互动的关系模型,基于资源禀赋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策略是:统筹规划,保护和开发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文化创意产业资源;旁征博引,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创意产业资源;利用区域文化创意产业资源,培育地方特色文化创意产业;加大文化创意人才培养,促进文化创意领域创新。

摘要：本文聚焦当前我国不断强化的实业金融化趋势,尝试设计经济金融化的评价体系,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企业的金融化活动及其成因。研究表明:我国实体经济部门并未出现类似美国的持续金融化现象,实业部门的金融化活动主要是为了扩大再生产或者弥补实业投资不足,金融部门的快速发展虽然从总量上提高了经济金融化水平,但无助于改善企业等微观主体的金融能力。经济金融化要关注结构优化与微观主体的金融效率,防止实业金融化走向极端的产业空心化。

摘要：晚清因殖民文化引来之西风,促使民国首府南京的别墅及其室内纺织用品成为吸纳西方古典主义、折衷主义与现代主义观念的先锋。而南京地区复兴传统的社会思潮,又使关乎人居品质的床帐在民国别墅中横贯中西,在"样"与"饰"的流变中观照本土文化特色。传统帷幄式床帐已转变为床幔式,其形制趋于多样化,纹饰亦中亦西,呈现出本土与西化两相兼容的独特面貌。

摘要：积极推动各类新型土地财产权在我国实定法上的"落地",是突围我国土地财产权的封闭结构,深化我国土地法律制度改革,助推土地产权清晰化、土地要素市场化等目标实现的内在诉求。目前学界围绕土地发展权的内涵、生成逻辑、法律性质和归属等方面的认识尚存明显分歧。其缘由主要在于学理上围绕这一新型权利的法理研判,并没有立足于中国现行地权结构语境来对其内容这一基础性、前提性知识作科学界定。法理上,对土地发展权内容之准确定位,是厘定这一权利的射程范围,区隔此权利与彼权利以及展开与之相关法律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中国语境下,学理上应立足现行地权结构形态,从平面和立体二元维度来对土地发展权内容作科学定位。自平面维度观之,土地用途变更后的增值收益分配构成土地发展权内容之传统要义;自立体维度观之,土地开发强度变更后的增值收益分配构成土地发展权内容的新近发展。无论是平面维度下的土地发展权,还是立体维度下的土地发展权,都应该成为这一权利的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所考量的对象。故而现有围绕土地发展权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的范式亟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