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上海市15家商业银行的调研发现,银行业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创新力度明显加大,在体制机制、产品设计、业务模式和风险控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措施。银行业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内在动力不足、知识产权无法进行质押融资等问题均已有所改善,建立科技金融专营机构也从提议变成现实。但是,由于银行内部的信贷流程管理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结构性矛盾,银行业创新产品与创新业务模式的推广缺乏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和担保机构的协调配合,导致银行业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继续完善相应政策措施,更加有效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摘要：兼顾各利益相关者及利益联盟的利益诉求是激励相容性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本质要求。只有以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矛盾为目标,对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同时进行规范,解决好利益相关者及利益联盟间的利益再分配问题,政府主导型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才能起到激励流域生态服务供给、提高流域生态质量的作用。激励相容性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设计要点在于将收益与履责状况挂钩,使用成本加利法测算补偿标准,在上一级政府、上、下游各利益相关者和后代人之间合理分摊补偿费用,激励监管者承担监管责任。

摘要：本文通过构建世代交叠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当生育外生时,统筹账户养老金计发办法可以激励低收入群体更多地投入子代教育,从而降低代内收入不平等;而当生育内生时,由于还存在生育“数量-质量”互替机制,代内收入不平等的演化方向变得不再清晰。当生育外生时,预期寿命延长会降低代内收入不平等但提高代际收入不平等,生育率下降会降低代内收入不平等且对代际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确定;而当生育内生时,预期寿命延长对代内和代际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都是模糊的。数值模拟结果还显示,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养老保险制度对总体收入分配的正向调节作用将被弱化。

摘要：现有文献关于企业进入退出的度量主要基于产业层面数据,这样只能度量产业的净进入企业数量,而无法区分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高度细化的微观数据,根据企业的法人代码、地址等指标来界定企业进入退出状态,实证分析进入壁垒对企业进入退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沉没成本和规模经济显著阻碍企业进入,广告则与进入显著正相关,同时沉没成本、规模经济和广告会构成退出壁垒,并且满足对称性壁垒假说。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比较了高新技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企业进入退出影响因素。

摘要："制度化的权利"才是真实的权利。我国缺乏全面系统的纳税人保护基本法,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主要依据《税收征管法》,虽然其在纳税人权利保护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制度设计与实施都难尽人意。在《税收征管法》修改酝酿之际,纳税人权利保护成为需要进一步探索和解决的课题。立基于纳税人权利保护理念,着眼于修改纳税人的概念条款;系统规定纳税人权利体系;增强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可操作性;以责任法治来规制相关机构的权力;完善税收征管法中的纳税服务法律体系建设;改善税务行政复议与税务诉讼条款等等系列化、层次化的建设性变革,有利于以权利义务为核心构筑我国的《税收征管法》,提高税收法治程度。

摘要：本文以上海市为个案,设计与发放2200份调查问卷,基于问卷数据,采用有序回归、主成分因子分析等方法对社区养老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区形象、老年居民感知的社区养老服务质量、社区老年服务设施利用频率对服务满意度有正向影响。其中,参与性、居委会管辖的老年服务设施利用频率、社区环境形象、员工形象等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摘要：基于中国电信业规制改革的渐进性特征,文章建立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价格上限规制、混合价格规制和固定利润分享规制等多种激励性规制与电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当期和滞后一期混合价格规制对电信业生产率的影响都不大;价格上限规制对行业生产率增长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总体影响较小;固定利润分享规制对电信业生产率增长的同期促进作用显著,但滞后效应的消极影响较大。据此,文章提出完善价格上限规制的制度设计、增强规制机构的独立性和加强规制司法审查等政策建议。

摘要：研究一种非齐态多臂临床试验的GFU模型,并建立了模型自适应设计.对这种模型,构造了参数的估计量,并获得了相应量的强相合性,收敛速率及其渐近正态性.这些结果对临床试验设计的应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摘要：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是金融和保险监管体系中的核心指标,通常被赋予风险预警和实施监管干预行动的依据两种职能。本文提出,正确认识、合理设计并恰当使用这两种职能,对于促进有效监管有积极意义。基于这一理念,本文以保险监管为例,通过将实际案例的剖析与国际监管原理进行对照,揭示上述两种职能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提出合理设计和恰当使用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的研究建议。

摘要：典当行业复建30余年来,虽然取得了不错的经营成绩,但是关于行业监管理论的认知存在一定误区,监管制度建设亦存在不足。理论认知方面尤其对机构的金融机构属性认知存在偏差,在设立许可、典当行名称等方面也有误区。监管制度上,专门性行业监管立法理念陈旧、不合理等限制了典当行的经营自由,存在立法体例欠科学,个别制度规范设计与其他法规范相冲突,立法技术欠缺,法律概念使用不准确等问题。比较相邻部门法的立法例,考查国外立法经验,科学的典当监管立法模式应采用统一的《典当行法》,适当扩大典当行经营范围,使其回归金融专业监管体制,采取国家集中监管与自律监管相统一的模式,建立健全完善的典当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