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话语的正向推断形塑了一种“连接”神话,老龄群体的数字融入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然而,老龄群体的主观技术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特别是缺乏对老年人数字行为的情境化理解。本研究对华北某村进行民族志考察,聚焦农村老人的数字实践尤其是数字断连现象及其情境化意义的阐释。研究发现,农村老人主要将智能手机视为一种家庭媒介来使用,以维系亲缘代际关系的连接,但在其他社会交往、信息获取等方面表现出相当的局限性。此外,中国农村老年群体受到个人身份定位、家庭权力关系与城乡社会结构的束缚,本能地表现出对于智能手机的游离态度。基于此,本研究讨论了以生命关怀为导向的数字策略,以期提升农村老年群体的数字幸福感和融入感。

摘要：中华美学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弘扬,需要借助纪录片等视听艺术类型。中国纪录片民族主体性的确立,需要汲取中华美学的精神基因,提炼具有民族文化气质和美学意涵的视听手法与表达技巧,从审美运思、审美表现、美学面貌等层面探讨中国纪录片对中华美学精神的继承弘扬,并通过新质生产力赋能、融合创新、国际传播等方式,助力中华美学的现代转型,构建契合当代审美追求的中华视听美学,并以此开创中国特色纪录片事业的新生面。

摘要：孤独症题材电影中的患者形象常有主角偏移、异常个体的区隔化和超能的奇观化等偏斜倾向,因此,有必要加强学理探讨:一是进一步解决电影艺术的戏剧性诉求与孤独症社会化功能冲突的矛盾;二是打破区隔所带来的异常化和奇观化,拓展孤独症相关的知识领域。针对这些问题,孤独症题材电影的创作与传播应更多加强探索孤独症患者的真实内心,挖掘电影作品视觉化、听觉化的艺术特点,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建立接纳与融合的社会共同体。

摘要：电视剧《繁花》聚焦20世纪90年代,讲述以阿宝为代表的上海百姓在时代洪流中的起伏人生,呈现上海的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具备较高的社会价值和创新性。本文认为,《繁花》细绘人性之真善美,契合儒家思想温柔敦厚、抱诚守真等核心要义;拓展音乐的叙事空间,深化了剧作情感和内容表达;在改编创新层面,编导兼顾艺术创作与社会价值,书写了中国社会转型期芸芸众生的奋斗历程和时代篇章。

摘要：一种剧集生态总是受到身处的媒介环境、技术发展及审美取向的影响,在流媒体传播背景下,国产悬疑网剧的跨媒介叙事模式逐步呈现出剧场化、游戏化和动画性的特征。剧场化促使悬疑叙事进行多维空间探索,并成规模地营销推广;游戏化改创悬疑网剧的叙事逻辑,激发受众参与热情;动画性则创新挪用经典影像资源,隐喻主题内涵,突出作者风格。现代悬疑网剧不仅是对传统刑侦剧叙事风格的颠覆,也是在新的媒介场域下完成自身由小众推理到公共热议的生态转化,通过挖掘该类型剧中的媒介间性来思考其艺术共赏力与文化能动性。

摘要：近年来,中国科幻影视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数字艺术的助推下,从电影《流浪地球》系列到电视剧《三体》,中国科幻影视在叙事主题、叙事视野、叙事节奏和人物塑造等多个维度实现了创新,以数字奇观打造想象时空的审美呈现,融合现代科幻精神与中华传统美学,传递中华文化精神和特色价值理念。中国科幻影视创作已经迈入了一个由数字技术与艺术创新共同驱动的新阶段,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为科幻影视产业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要：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任务之一是传播中华民族共同文化价值,传播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游客在旅游体验的过程中产生的认知、情感与意动。青年游客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文化价值传播的重要目标人群,偏向接受兼具内容、主题、趣味与沉浸体验的旅游方式。游戏化有助于增强青年游客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参与动机与重游率,提升旅游体验与沉浸感。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在文化空间中可借鉴谢尔提出的四大类游戏元素及韦巴赫总结的DMC金字塔游戏设计系统,进行游戏化设计,更好地向青年游客进行文化价值传播。

摘要：网络微短剧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风口期,但内容低俗、制作粗糙、同质化等标签也附着在微短剧身上,如何引导微短剧从“量的激增”转向“质的飞跃”,从而走向高质量、精品化和主流化是影响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选取2022年和2023年“优秀网络视听作品推选活动”中入选的18部网络微短剧为研究样本,从制作力量、题材探索、叙事表达、美学精神四个维度探讨微短剧的精品化路径。

摘要：处于审美现代性中的受众,通过网络文艺找寻到了能够唤起自身心灵之愉悦、可供日常性消费的媒介和艺术样态。网络文学、短视频、微短剧、文生视频是网络文艺中的重要形式,是如今海外受众逐渐普遍接受的文艺类型,也是网络文艺国际传播的突破重点。这些突破重点的受众的心理接受机制可归纳为释放冲动与重构想象、感知日常与情感共鸣、时空翻转与快感审美、体验升维与“游戏”人间等。这些心理机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网络文艺国际传播中海外受众艺术和媒介内容鉴赏的行为动因与心理图景。

摘要：当前,数字文化日益成为国际传播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首先,数字技术重塑传播主体观念,再造主体实践模式;其次,数字平台与民族国家的互动定义国际传播新边界;再次,数字文化在失序与重构之间衍生国际信息流动新秩序。面对控制和博弈的数字风险,国际社会产生对数字技术的人文性反思,并延伸出数字文化抵抗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数字公域传播秩序”概念,以此指向数字文化与国际传播的多维互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