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大数据的精准广告以其特有的"精准"和"个人化"特征正在与每一个互联网用户建立"如影随形"般的亲密关系。因此,精准广告产业的发展无法回避消费者"隐私问题"的争论。建立有效的精准营销规制是未来大数据营销业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有效工具。文章对欧美及我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规制现状进行了梳理,提出了我国精准广告隐私管理宜采取的基本原则和管理策略。

摘要：《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办法》要求对于没有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强制措施,这一规定的实施将会导致强制措施适用的普遍化、过度化,这一背离司法实践,违背刑事诉讼法理、违反刑事诉讼法的条文出台的做法是多重因素合力的结果,深层次原因是制度设计者偏颇的强制措施观念,根本原因则在于制度设计者固化的刑事诉讼理念,不能因应以认罪认罚为代表的合意式刑事诉讼的新发展,并提出与之相匹配的制度设计。以认罪认罚为代表的合作性刑事司法促进了合意式刑事诉讼与对审式刑事诉讼两种刑事诉讼模式的出现,并对既有的刑事司法治理方式与刑事诉讼理论构成冲击和挑战,未来应当运用新思维构建融贯、体系化的理论以适应新制度。

摘要：2010年前后,以建国60周年（2009）、建党90周年（2011）为契机,官方主导、民间响应、思想界热议,＂唱红歌＂迅速成为一个社会热点。2009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文明办等10部委发出《关于广泛开展＂爱国歌曲大家唱＂群众性歌咏活动的通知》,以此为标志.

摘要：判定"实质性剥夺"股东知情权的公司意思的效力,离不开公司组织法上的两个共识与一个司法政策立场,也构成正确理解《公司法解释四》第9条立法意旨的重要部分。共识一,知情权的股东固有权本质,即公司自治意思可予以限制但不容忍实质性剥夺;共识二,公司法关于知情权规定的强制性规范属性,即"为避免产生严重的不公平后果或为满足社会要求而对私法自治予以限制的规范";一个司法政策立场,体现为对于股东、公司自治理念的恰当尊重,以及公司法上的利益平衡理念。基于上述共识与立场,限制、实质性剥夺股东知情权的公司意思效力边界得以界定,司法适用的诸多细节亦得以厘定。此外,其效力规则类推适用的对象,则应限缩解释为具有与知情权相同法律属性的股东权。

摘要：从世界革命的经验来说，普遍存在革命之后的官僚化、保守化问题，即丹尼尔·贝尔所谓“革命的第二天”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始终并存着两种矛盾的倾向：既有将革命纳入现代官僚机构、由此产生保守主义的倾向，也有保持革命激进性、反对保守的倾向。这一斗争常常以“反对官僚主义”的名义出现，其内涵，是反对官僚主义所代表的制度僵化、意识形态保守，并试图防止新的利益分层与固化。

摘要："路遥现象"指路遥作品在读者中被作为严肃文学广泛接受,在主流文学史中却一直受到冷淡。从80年代文学史先验自足的标准出发评价路遥,是一种缺乏文学史自省的思维,无法对这一现象做出有效解释。路遥80年代到90年代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将这个核心问题放置在20世纪中国文学完整的问题框架中,则路遥这一时期的创作不仅仅在创作方法、自我意识等浅表经验层面与80年代主流文学存在分歧,而且是从文学想象与表现历史的根本逻辑层面,挑战了80年代主流文学。这一研究并不指向为路遥"平反",而指向对80年代文学史基本叙事转型的揭示。

摘要：2012年刑事诉讼法引入排除合理怀疑,以解释、界定证据确实、充分,形成刑事诉讼立法中独具特色的证据确实、充分为体,排除合理怀疑为用的中体西用立法模式。然而,立法策略的成功无法遮蔽中体西用立法模式在体系、逻辑方面的瑕疵以及司法适用中的难遂人意,刑事证明标准再改革中＂两个基本＂复归、客观性复兴的逆向而动倾向即为最佳注脚。制度设计者实用主义的立法策略是促成中体西用立法模式的直接诱因,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对于认识论的僵化理解及对刑事证明标准定位的失当。未来的改革应当厘清刑事证明标准的定位,明晰其可能的作用与限度;超越体用思维的束缚,尊重实践智慧,实现法律体系的融贯。

摘要：如何在多元化时代构建和维系政治秩序,尤其是如何处理"多元"与"一元"的关系,是当代政治哲学的重要议题。卡尔·施米特提出"主权决断论",主张以政治领域统领其他领域,以政治决断确保民主制度的同质性,从而抑制多元化对政治统一体的侵蚀。约翰·罗尔斯提出"重叠共识论",主张在理性多元论的基础上通过制度设计实现重叠共识,以正义理念统辖政治秩序,从而促成"多元"与"一元"的调和。尚塔尔·墨菲则提出"多元竞争论",主张通过政治共同体内部的紧张和冲突来实现民主价值,借助多元抗争实现均衡、妥协基础上的政治共识。这三种方案代表着当代西方最具典型意义的政治秩序建构路径,几乎穷尽了自由主义所能提供的可能路径,更凸显出多元化社会政治秩序建构的复杂与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