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刑事司法绩效考核是公共部门绩效考核的一个重要分支。由于我国公安司法机关在价值取向、根本原则、组织属性方面的特殊性,使得绩效考核在与司法活动的共存之中遭遇到了诸如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矛盾、部门博弈与司法公正矛盾等困境。刑事司法绩效考核需要从厘清绩效考核的功能边界、科学设计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促进业务流程再造等方面寻求未来发展的突破,才能真正寻觅一条适合司法规律的考核之道。

摘要：当前我国对判例法的研究,往往聚焦于判例制度与判例汇编。然而,制度发展史的考察表明,案例引证制度同样是形成判例法的重要制度,其重要性甚至远超于判例本身。从制度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诺曼王朝时期的英国统治者通过引证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习惯,基本确立了案例引证制度的雏形;美国则是受"律师职业化"以及法学期刊引证规范的影响,才形成了本土化的案例引证传统;德国仅以职业惯例的方式形成了案例引证传统,而未在制度层面加以确认。反观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恰是由于指导性案例缺少制度化、规范化的引证方式,才导致指导性案例适用率低的现象出现。因此,案例引证制度的构建与发展,将成为案例指导制度后续发展的一大趋势。

摘要：目前的审计问责模式,缺少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出现了"屡审屡犯"的"空转"现象。化解我国审计问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亟需对现行审计问责制度进行转变,从行政问责模式转向立法问责模式,扩大问责过程中的透明度和参与度,加强公众对政府财政信任。

摘要：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简称"行刑衔接"),在当前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中的重要性愈加凸显。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食品安全行刑衔接的法律依据较为明确,制度化建设日趋完善,地方探索成果丰富,实施效果明显提升。但是,面对严峻的食品安全治理形势,食品安全行刑衔接在实际运行中仍面临着案件移送标准不明确、证据规则和要求不统一、信息平台作用参差不齐等现实困境,主要原因在于相关部门对行刑衔接机制认识和理解存在差异、组织保障体系尚未理顺等。为此,应加强顶层设计,抓紧研究出台食品安全行刑衔接案件移送标准,制定食品安全行政执法证据规则指引,加快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不断完善协同工作机制,增强其规范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切实形成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的整体合力。

摘要：冷酷无情特质(callous unemotional trait,CU)是指对他人冷漠、缺乏罪责感、低共情的一种人格倾向,伴随有高频率和高破坏性的反社会行为甚至暴力犯罪。CU特质者在情感上表现为对负性情绪加工不敏感,缺乏共情;在认知上表现出追求奖赏、忽视惩罚;在生物学方面,CU特质者生理唤醒水平低、皮质醇水平低、杏仁核和腹内侧前额叶活动异常。未来研究的方向是修订发展本土化CU特质量表、探析CU特质者的性别差异、梳理CU与品行障碍等其他精神障碍的关系、为暴力犯循证矫正的方案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摘要：在行政审批改革的浪潮中,行政备案逐渐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型规制工具。作为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的规制工具,行政备案彰显了从传统规制到新型规制、高权行政到合作治理、事前控制到事后监管的范式转型。行政备案具有信息规制和行为规制的工具属性,借助回应性规制设计,能够形成信息收集、信息流动、监管执法、信用规制等政府工具间的联动,有效督促相对人自愿遵从备案要求。对行政备案的规制评估表明,行政备案面临异化为行政许可、无序扩张、实施成本趋高与信息规制失灵的风险。优化行政备案的效果,应单独制定行政备案事项清单,通过优化行政备案的实施程序降低其规制成本,还需要从强化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与事中事后监管机制等方面提升行政备案的规制效能。

摘要：《人民陪审员法》的出台标志着人民陪审员制度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这不仅是着力推进司法民主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制度改革的关键部署。根据审判独立原则,作为独立裁判主体,人民陪审员应当被赋予合理、充分的裁判权。就此而言,科学地在裁判主体之间配置裁判权,既是人民陪审员制度所理应实现的改革目标,也是提升审判质量的必然要求。因此,从裁判权配置角度审视这部法律极具理论意义。大体而言,当前《人民陪审员法》在“裁判权的逻辑界分”和“表决权的份量分配”这两个维度上都存在着逻辑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引致了相应的逻辑问题或悖论。而这类逻辑性问题很可能造成未来制度运行和司法实践方面的困境。概而言之,尽管总体上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踏上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但这场改革未完待续且任重道远。

摘要：国家法治形象不仅源于国家法治的本质存在和客观状态,而且源于公众对国家运行状态和治国战略的认知、判断和情感。国家法治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是国家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直接反映,是作为国家形象战略传播布局的重要环节。当前,国家法治形象受到了国家现实法治状态和传播环境变革的双重影响。然而在当下视觉传播环境中,视觉叙事本身的特征及在法治传播中的功能如若未能及时协调和控制,则会使法治形象在传播中遭遇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的掣肘、"虚"和"实"形象的认知悖论以及形象共识与多元解读之间信息错位的窘境。因此,法治形象在视觉叙事的传播过程中需要进行以国家权威为主导、形象塑造刚柔并济、角度叙事和艺术审美统一协调、法治文明为价值共识的革新与突围。

摘要：试点方法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也是党领导下的治国理政的“中国模式”,历经初步探索、基本成型、创新发展、全面深化四个阶段。试点方法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试点改革体系得以形成并不断完善。百年来,党创立的试点方法在逻辑前提、动力之源、基本策略、重要方式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新时代要继续在坚守中国本位的前提下,坚持以改革发展问题为导向,加强“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注重试点改革推进的规范化与法治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试点改革新模式。

摘要：药企提交审批的药品试验数据符合履职行为标准与公用目的标准,故可转化为政府数据.不同节点下,政府控制的药品试验数据于政府数据开放类型中历经“禁止开放—有条件开放—完全开放”之变化.政府数据开放视域下,我国药品试验数据强制披露制度尚面临价值取向存在偏差、立法设计精细化不足、披露方式和范围有限等问题.为实现药品试验数据强制披露与政府数据开放制度的融贯,应以公共数据权代替知情权作为药品试验数据强制披露的权利基础;厘清强制披露的法定情形,明确当危及公共健康时才能强制披露药品试验数据;以政府数据开放的完整性和公众参与原则为指引,结合药品试验数据在政府数据开放类型中的定位,设置多元化、梯度性的披露方式与限度;于药品试验数据强制披露行为的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为数据权利人和使用者构筑完善的权益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