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制定者多运用"单一模式"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复合模式"较少为制定者采用。"单一模式"强调一事一议,方便快捷、却又导致税收优惠形式过多、种类和数量繁杂。"复合模式"聚焦共性规则的一体化起草,虽可克服"单一模式"的诸多弊病,但又时常陷入规则设计不易、灵活性和机动性先天不足的困局。鉴于税制简化、税权控制和税收立法现实考虑,在未来税收优惠制定过程中,制定者一方面需要加大"复合模式"的使用频率,另一方面,格外需要统筹布局、稳步推进税收优惠的清理、规范和类型化。只有这样,才能建构起一个各位阶和谐有序、兼具实质合理性和形式合法性的税收优惠法律体系,进而督促税收优惠实现从"政策之治"向"法律之治"的转型。

摘要：紧急仲裁员制度虽然在商事仲裁体制下运行良好,但是它在适用于国际投资仲裁时存在一定的功能障碍和制度缺陷。除了其固有的执行方面的缺陷外,现有的制度不能很好地平衡投资者利益与国家利益保护,也不能充分考虑投资仲裁案件的复杂程度。从长远角度看,紧急仲裁员程序能够弥补投资仲裁庭在处理紧急事项方面的不足,为投资者提供更全面的保护,它在国际投资仲裁下的适用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其适用需要作出一定调整,如要求其适用需要当事人明确同意,同时在时间设计等具体程序方面也要充分考虑投资仲裁案件的复杂性。

摘要：在当前社会矛盾凸显时期,司法调解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作为言辞说服艺术的调解,离不开修辞技巧的使用。法官在司法调解中合理使用各种修辞方法,既能够有效说服当事人顺利接受调解结果,又能够有效执行法院的社会治理功能,有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高。但法官掌握调解和修辞技巧的能力,只是影响纠纷能否有效解决的一方面因素,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法官运用修辞调解纠纷的主观姿态。当务之急是加强法官职业道德教育,提升法官人格,确保每个法官都能秉承善意运用修辞调解纠纷,才能真正有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高。

摘要：在耶林看来,权利主体就是其利益受到法律保护的个人,法人不能成为法律主体。从法人内部关系来看,作为个人的受益人才是真正的权利主体,法人既无伦理人格,也无独立实体。从法人外部关系上来说,法人不过是其成员与外部世界建立法律关系的中转形式或法律符号,对于团体内部交往没有任何意义,也不应提升到"人"的序列之中。耶林法人学说无论在法教义学、研究方法上还是制度构建上,都有正反两面的启示意义。而在法人类型设计上,受益人主体说潜在地表明社团法人——财团法人分类模式具有局限性,我们应当放弃这一模式,将私法人分为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

摘要：农民集体所有是一种目的性的制度设计,其产权关系的模糊性是为了实现公有制的政治目的。界定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法权关系,应重点考量两个要素:立足现行法律中关于二者角色和功能的规定;隔断破产风险,保障集体土地公有制不被危及。农民集体为集体所有权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法定的集体所有权行使主体,二者之间形成法定信托关系。除依法不得转让的财产(包括集体土地所有权、部分林地使用权等)之外的集体财产均为信托财产,在信托关系下具有独立性,能够隔断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可能带来的破产风险。信托的目的性有利于实现集体财产为农民集体所共同分享、使用、收益的目的,制约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异化与角色扭曲。

摘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确认的一事不再理原则 ,具有维持刑事判决终局性、实现诉讼效益、保障人权的内涵。与之对照 ,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存在着理念上的偏差和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应当更新再审理念 ,改革再审制度。

摘要：一个正当的法律决定必须通过理性的协商、交流与对话制度才能形成,把法律意义上的真理与通过沟通形成的共识联系起来。立法过程、诉讼程序的设计体现了对话协商的思想。在刑事公案的审理中,刑法规范的选择适用以及判决书的论证也应该以对话思维方法为出发点,对各方观点包括民意进行辨析和鉴别,理性地吸收合理部分,使公案的判决达到合法性、合理性和可接受性的统一。对话思维的运用必须限制在刑法的框架内,就是说,对各方意见包括公众意见的吸收,都必须能够有相关的刑法规范作为依据。

摘要：地方立法在大气污染防治中肩负着重要使命。以《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为例观察表明,现行大气污染防治地方立法是惩罚与冲突型的,在立法目的的正当性、地方立法之间的协调性、制度设计的具体化等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未来的大气污染防治地方立法应当是协调与合作型的,应当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的法律责任、构建区域大气污染协商立法框架、规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制度。

摘要：新股发行暂停作为政府对证券发行市场的直接干预,每次适用争议不断。为保注册制顺利推进,发行常态化被坚定贯彻,新股发行暂停被置于"注册制"的对立面,成为"非市场化"的代名词。如同"计划与市场"之争中的"计划",新股发行暂停具有中性、短暂性特征,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救市工具。在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注册制全市场推进,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内外风险叠加,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应对工具是否全无存续价值,值得深思。新股发行暂停争议背后是危机应对工具的滥用,是证券市场危机应对法律机制的缺位。常态化发行无可厚非,但注册制的实现有赖于证券市场法治,应居安思危,补足包含新股发行暂停等危机应对工具规范使用的证券市场危机应对法律机制,加快完善证券市场基础制度。

摘要：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司法公正与效率平衡协调下的产物。域外法治国家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呈现适用范围小,程序适用尤为谨慎的特点,并通过刑事立法对缺席审判的适用情形、案件类型进行明确规定,尤为强调缺席被告人的诉权保障。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侧重解决贪污贿赂等重罪案件被告人外逃问题,应对该制度进行体系完善,以严密的程序设计规范制度运行以保障缺席被告人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