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9年之前的治理概念有明确的管理和整治的含义;1999年之后,西方治理理论之于中国情境的适用性讨论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2013年之后,治理频繁地出现在党和国家的顶层设计之中,学界开始着重阐述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治理内涵。与此同时,过度饱和的理论性研究引发学界对基层治理实践的经验研究转向,并形成问题政策和经验模式两种研究导向,在取得丰富成果的同时又陷入地方叙事的琐碎和宏观政策的机械阐述之中,对进一步的研究产生阻碍。由于关系视角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具有极强的亲和性和历史合法性,可以作为新时期社会治理研究的统摄性的理论视角;而数字技术深刻地影响了如今的社会治理,这应该作为新时期社会治理研究的重要主题;在研究路径上,构建理论与检验理论的研究路径同时存在,但都应该围绕中层理论而展开。

摘要：本文基于2019年和2020年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农业企业微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新冠疫情冲击下税收优惠政策对农业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新冠疫情冲击下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激发农业企业的生产信心,促进农业企业增加投资规模,使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约6.4%;第二,税收优惠政策对不同特征农业企业投资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能够刺激民营农业企业以及养殖业、加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农业企业增加投资规模,对于受新冠疫情冲击程度低、采用电子商务交易、入驻农业产业园、储藏能力和运输能力强、带动农户数量多的农业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刺激作用更强;第三,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通过减少上缴税金和改善企业经营绩效两个渠道来促进农业企业增加投资规模。本文认为,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冲击下,税收优惠政策能够为农业企业纾困、促进农业企业恢复生产信心,有助于保证重要农产品稳定充足供给、稳固农业“基本盘”。

摘要：本文利用2019年和2020年全国代表性农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基于多个视角对我国农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总结新冠肺炎疫情对农业企业的冲击影响。研究发现在疫情冲击下全国农业企业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农产品进口总额减少,带动链条也出现了连锁反应,即农业企业对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服务作用被削弱。但疫情的冲击客观上促使国内农业企业加强了自主科技创新,强化了农业企业在粮食、蔬菜、水果、肉等农产品的供应能力。分区域层面来看,疫情冲击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差异明显;分主营业务类别来看,种植业和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农业企业受疫情负面影响较大,而电商平台的农业企业在疫情期间蓬勃发展;在企业特征上,大型农业企业面对疫情抗风险能力更强,民营农业企业受冲击最为严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短期和长期两种视角出发,分别提出保障农业企业应对疫情冲击的应对策略。本文拓展了疫情对“三农”影响的研究,对助企纾困和提高农业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摘要：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科技伦理问题日益凸显。欧盟已经形成相对完善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政策体系,并设置相关监管机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欧盟数字科技伦理监管进展进行分析后发现:第一,欧盟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主体包括立法层的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在制度执行层,主要包括欧盟和成员国相应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机构;行业组织和协会则发挥着提供意见和咨询等作用。第二,监管政策布局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重点领域,重点议题主要面向人工智能的可信赖与负责任式创新、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互联网安全。第三,监管模式与机制为欧盟统一框架引领下成员国各具特色的双重监管,注重综合性监管政策与细分监管政策的配合且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其中。欧盟相关实践对中国开展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启示在于:在制度设计上,要注重软性约束与硬性监管相结合、全局性监管与专门性监管并行,加强双边和多边伦理监管制度建设;在监管模式上,要广泛吸纳多元主体参与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政策的制定,形成中央和地方一致且协调的双重监管,并设置相应的伦理监管机构来保障制度的有效执行;在社会生态赋能上,要加大数字科技领域的创新投资力度,推动数字科技的广泛应用和协调发展,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有必要将数字科技伦理纳入监管范畴。系统分析英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制度建设和实践做法,发现英国数字科技伦理的监管主体涵盖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咨询小组和委员会及网络和社区等跨政府组织、分权行政机构等;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主要面向人工智能伦理和大数据伦理,并在算法、人脸识别和数据公平等重点领域进行了政策布局;监管模式为政府部门主导、政府部门与跨政府组织上下联动以及多中心、分散式的模式。英国政府将部分监管权力下放,与跨部门数字科技伦理治理标准相结合,对数字科技伦理进行监管。英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实践对我国的启示在于:在制度设计上,确立跨部门协作、以人为本、制定清晰的伦理治理原则和全国性标准;在监管模式上,构建分类监管体系,建立多部门合作机制,避免“一刀切”式监管;在多利益主体参与上,赋予地方政府和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和责任,全面考虑多方利益主体的需求和利益,建立包容性和多元化的伦理监管框架。

摘要：中小企业是产业发展和社区稳定的基石,也是灾后经济社会复苏的增长极。此次新冠疫情对中国中小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在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区域以及长短期的影响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参考美国和日本支援中小企业应对灾害的典型做法,可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小企业灾后救援与复苏方案提供借鉴。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根本在于以自救对抗自身的脆弱性和提高企业韧性,并以此次疫情为契机加速自身转型。当然,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灾害救援的顶层设计以及中小企业援助的长效机制,以更加精准的产业政策、高度协同的区域政策以及进一步深化改革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中小企业灾后援助和复苏的中国方案,密织中小企业应对灾害等外部冲击的“安全网”,帮助中小企业增强应对外界扰动冲击的抵御能力、适应能力与创新发展能力。

摘要：针对新农保推进过程中农民参保决策问题,将新农保一般化为跨期交付的特殊商品,从消费者行为学的视角,对制度需求方,农民的消费决策行为进行研究,实证分析制约农民"新农保"参保意愿的影响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农民人均可储蓄收入是农民参保决策的经济基础,但与经济因素相比,非经济因素在农民参保决策中的作用更为关键。这些非经济因素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设计方面的因素,如年龄、捆绑等,该类因素使不同群体形成了有差异的参保决策过程;另一类是认知方面的因素,如对干群关系认知、对村干部信任、对新农保的了解和满意度等,该类因素通过影响农民对制度的信任和预期,从而影响农民最终的参保决策。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增强农民参保积极性的角度为新农保未来发展提出政策建议:完善新农保村级服务组织;建立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完善新农保与其他保险制度的接续转移。

摘要：本文结合数字化发展背景,就数字化转型发展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进行机理分析,并通过采用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为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供经验价值。研究表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了高管和普通员工的收入水平,但也同时加大了高管与普通员工间的收入差距。将企业按其所有权性质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缓解了企业内部收入不平等的现象。进一步地,溯源租金产生于不确定性的研究表明:市场风险和市场化进程是影响数字化转型扩大薪酬差距的重要渠道。基于此,应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构建企业生态链合理化收入分配制度。

摘要：本文将新农保一般化为跨期交付的特殊商品,以制度需求方——农民的消费决策行为为视角,实证分析了制约农民"新农保"参保意愿的影响因素。通过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的分析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农民参保决策的经济基础,但与经济因素相比,非经济因素在农民参保决策中的作用更为关键。这些非经济因素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设计方面的因素,如年龄、捆绑等,他们使不同群体形成了有差异的参保决策过程;另一类是认知方面的因素,如对干群关系认知、对村干部信任、对新农保的了解和满意度等,他们通过影响农民对制度的信任和预期,从而影响农民最终的参保决策。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增强农民参保积极性角度提出了完善新农保制度发展的相应政策建议。

摘要：金融科技的广泛运用极大地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提高了金融服务效率,推动了金融服务场景化,降低了金融市场的进入门槛,改变了金融业务模式与组织形态,拓展了金融服务核心要素的范围,深刻地改变了金融市场格局,而金融的核心功能、金融运行的基础机制、金融监管的最终目标并没有因金融科技的介入而发生改变。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在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增加金融产品种类和扩大金融服务人群的同时,给金融体系引入了新的风险因素,使金融科技运用产生了新的问题,也给监管当局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应重塑金融科技监管理念,充分利用监管科技的发展来匹配金融科技的创新应用,完善中国版监管沙盒的机制设计,对于大型科技金融平台注意创新发展和强化监管并重,加强金融科技监管的统筹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