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AI大模型的流行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人工智能投资、创新、应用浪潮。本文先从产业政策体系视角出发,将产业人才培育、产业技术研发、产业安全打造、产业生态建设等纳入分析框架,构建了推动美国AI大模型发展的产业政策分析框架。目前,中国AI大模型产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包括推动AI大模型发展的政策设计日渐完善、国内AI大模型的数量和类型日渐丰富、AI大模型的用户数量和适用场景日见增多。但是在技术短板、人才错配、生态建设、国际合作等方面均存在一系列短板与缺点,从而造成了相关产业发展的滞后。为此,需要系统性加大对人工智能的研发投入、积极培育和引进人工智能人才、努力构建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全面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以推动我国AI大模型产业政策体系重塑,进一步实现产业快速发展。

摘要：既有研究所关注的与数字创新相匹配的组织独特性,实际上是相对于传统非数字技术创新的组织独特性,而真正决定一国数字技术核心能力的国家间组织差异性,是当前数字创新领域研究的缺口。本文从整合企业组织、产业组织和创新体系构成的综合视角,在分析数字创新相对于非数字创新组织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了中国数字创新的组织独特性:在企业组织方面,在中短期导向、盈利目标明确的数字创新领域中,中国企业通过高强度内部竞合制度设计形成了独特的强激励优势;在产业组织方面,多平台企业和丰富应用场景可以强化数字创新的范围经济和多路径探索;在创新体系方面,特定数字经济领域的行政干预可以相对高效地实现跨创新主体的预期引导和行为协调。

摘要：现实中平台算法失当现象和社会责任缺失问题屡见不鲜,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并对平台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严重制约。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分析提出,构建负责任的平台算法是深化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必然要求、技术中立向科技向善转变的趋势使然、平台监管强化与算法规制兴起的重要取向。负责任的平台算法包括本体、过程和结果三个维度,分别是平台算法本身符合社会责任要求、负责任的平台算法开发设计与部署应用、平台算法决策结果对社会负责任,并具象化为合规与合乎道德、稳健安全、功能合意、社会与环境福祉、透明开放和敏捷治理六个构成要件。构建负责任的平台算法,需要通过算法主体自觉尽责、算法技术价值嵌入、算法生态互动治理和算法监管问责强化予以实现。

摘要：结构变化是我国人口发展的核心议题,已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随着少子化和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我国劳动力供给压力日益加大,人口红利趋于消失,经济增长面临新的挑战。为应对少子化和老龄化危机,美国、日本、瑞典等发达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典型的劳动力供给政策组合试图缓解其负面影响。政策内容方面,各国主要采取家庭支持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注重对民众生育意愿和行为的引导,防范“少子化困境”造成的总就业供给不足;强化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平衡,优化社会就业结构并提升民众幸福感;精准支持市场主体,应对劳动力短缺带来的发展困境。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应对我国少子老龄化问题,应当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少子老龄化应对的法律体系;从财政、税收、保险、津贴、住房等方面入手,形成有效的生育支持系统;积极引导就业,在发展职业培训的同时促进老龄人口再就业,扩大劳动力供给;加大对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通过非正规就业等形式解决企业用工难题,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摘要：现有研究未能厘清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理论逻辑、核心驱动要素和战略要点,无法深刻洞察发达国家数字经济战略部署的内在逻辑,很难有效支撑我国数字经济战略和政策制定。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入手,认为数字经济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变革引起技术—经济和社会—制度范式协同演变的过程,其战略核心是数字技术创新和应用以及相匹配的制度体系重构。当前,数字经济革命与中美战略竞争相互交织,这就决定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数字经济战略部署主要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是主动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经济范式要求,二是全力遏制中国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基于这一战略逻辑,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正从数字技术研发、数字技术应用以及配套的制度体系构建3个方面强化政策供给。对此,建设我国应以“技术领先、应用领先、制度领先”为核心构建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加快推动顶层制度设计和部门协同机制建立,推动关键核心数字技术研发应用和自主可控,有效应对数字革命挑战及发达国家竞争。

摘要：培育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内在要求,是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不断强化和完善推动中央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顶层设计,系统回答了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五个基本问题,即“要不要”的战略方向问题、“为什么”的价值意义问题、“是什么”的基础认知问题、“什么样”的建设标准问题、“如何做”的推进路径问题。在实践中,中央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探索形成了以战略层面导入为引领、以对标管理提升为重点、以示范标杆创建为抓手、以深化国企改革为依托、以完善推进机制为保障的做法,价值创造能力、创新力、现代治理能力、国际影响力和全球竞争力不断增强,初步形成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使命驱动、坚持内外兼修、坚持改革创新、坚持问题导向的基本经验和鲜明特征。在新发展阶段,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共同发力,从分类分步推进、深化专项行动、构建动态能力、加强评估评价、优化制度供给等多个方面,多措并举推动中央企业朝着世界一流企业方向走深走实走新。

摘要：自“共享价值创造”提出以来,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进入了基于价值共创与共享主导的新理论范式阶段,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被认为找到了一条融合企业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可持续性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之路。然而,在现实的商业实践层面,企业社会责任缺失与异化现象仍然层出不穷,学界对共享价值创造这一理论范式产生较大范围的争议与质疑,如何超越基于共享价值创造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范式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从价值来源看,共享价值的具体维度呈现出万花筒特征,包括经济价值共享论、社会价值共享论、综合价值共享论以及数字情境下的数字场景价值、平台赋能价值共享论等,指向不同理论情境以及利益相关方群体。共享价值创造模式的系统性解构包括企业与社会关系视角、组织价值创造视角、商业模式视角和商业生态圈视角等四种视角,涵盖聚焦社会问题的共享价值创造、聚焦组织战略竞争的共享价值创造、聚焦可持续性商业模式设计的共享价值创造以及聚焦商业生态圈的赋能型共享价值创造。共享价值创造的衡量方法包括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法、基于项目管理的项目周期评估法以及基于价值创造细分类型的分解法等。目前,共享价值创造理论依然面临概念内涵、主体范畴、底层理论逻辑以及测量评估的多重局限,影响其理论创新的合法性、商业实践的可操作性以及理论发展的未来前景。未来,要在深刻理解共享价值基础内涵与构成维度的基础上,在企业社会责任基础理论与企业共享价值创造范式两个层面实现系统性转型。一方面,在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层面需要对内生性企业社会责任认知塑造逻辑与多重制度共生逻辑及其实现模式持续深化;另一方面,在实践范式层面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新型实践组织范式的共享价值实践的系统性研究,尤其要对共益企业引领的共享价值创造范式、数字平台企业引领的商业生态圈赋能型共享价值创造进行系统性研究。更为关键的是,共享价值创造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共享价值治理,需要持续深化面向共享价值创造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范式研究,包括工业管理情境与数字情境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研究,寻求契合不同情境下企业共享价值创造的合意性实践进路。

摘要：新一轮数字技术产生了全新的数字经济形态和数字社会,但也引发了系列负外部性问题,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必须直面的重大现实议题,既有研究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理论框架、监管模式和主要议题缺乏深度解构。本文立足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最新政策布局与监管实践,解析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要主体、监管模式和重点议题,搭建面向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机制”的一般性理论框架,研究发现,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主体涵盖“联邦政府—州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等多元主体,监管模式型侧重以国会为主导的美国政府立法与标准引领型监管、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等社会组织多元参与型监管,以及企业以数字科技伦理嵌入公司治理的嵌入型自治模式的三重主导模式,监管重点议题涵盖道德式人工智能与透明、公平和可解释的算法以及数据隐私与数据伦理等核心议题。中国加快构建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需要强化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立法,在分层分类思路开展数字科技伦理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发挥地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自主性原则,调动数字企业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与治理方面的治理标准、行业规范、企业倡议、治理指南和操作手册等方面的引领作用。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有必要将数字科技伦理纳入监管范畴。系统分析英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制度建设和实践做法,发现英国数字科技伦理的监管主体涵盖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咨询小组和委员会及网络和社区等跨政府组织、分权行政机构等;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主要面向人工智能伦理和大数据伦理,并在算法、人脸识别和数据公平等重点领域进行了政策布局;监管模式为政府部门主导、政府部门与跨政府组织上下联动以及多中心、分散式的模式。英国政府将部分监管权力下放,与跨部门数字科技伦理治理标准相结合,对数字科技伦理进行监管。英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实践对我国的启示在于:在制度设计上,确立跨部门协作、以人为本、制定清晰的伦理治理原则和全国性标准;在监管模式上,构建分类监管体系,建立多部门合作机制,避免“一刀切”式监管;在多利益主体参与上,赋予地方政府和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和责任,全面考虑多方利益主体的需求和利益,建立包容性和多元化的伦理监管框架。

摘要：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科技伦理问题日益凸显。欧盟已经形成相对完善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政策体系,并设置相关监管机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欧盟数字科技伦理监管进展进行分析后发现:第一,欧盟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主体包括立法层的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在制度执行层,主要包括欧盟和成员国相应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机构;行业组织和协会则发挥着提供意见和咨询等作用。第二,监管政策布局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重点领域,重点议题主要面向人工智能的可信赖与负责任式创新、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互联网安全。第三,监管模式与机制为欧盟统一框架引领下成员国各具特色的双重监管,注重综合性监管政策与细分监管政策的配合且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其中。欧盟相关实践对中国开展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启示在于:在制度设计上,要注重软性约束与硬性监管相结合、全局性监管与专门性监管并行,加强双边和多边伦理监管制度建设;在监管模式上,要广泛吸纳多元主体参与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政策的制定,形成中央和地方一致且协调的双重监管,并设置相应的伦理监管机构来保障制度的有效执行;在社会生态赋能上,要加大数字科技领域的创新投资力度,推动数字科技的广泛应用和协调发展,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