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城三月》沙博理译本首发于《中国文学》1961年第8期,葛浩文于1982年对沙博理译本略作修改后收入其《萧红短篇小说选》译作集,作为熊猫丛书出版,2009年《小城三月》沙译本随葛浩文的萧红译作集由外文出版社推出。本文针对这一翻译出版和译本旅行事件,在比较沙博理翻译策略和葛浩文翻译策略基础上,从"资本"视点分析《小城三月》二次发表的价值,总结出利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四点启示。

摘要：本文通过定量分析8部长篇小说的萃取翻译,提出"萃译"概念。萃译指在长篇小说翻译中对个别次要人物、次要情节以及不利于对外传播的内容被删减不译但原文情节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等核心文本转换完整,译本呈现未伤及作品主干和风格且在叙事结构、整体衔接、文学品质、阅读效果等方面得到优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包含萃取、合译、雅化3个过程。

摘要：萃译是国家翻译实践中长篇小说译本呈现的重要策略之一。刊载于《中国文学》的《平原烈火》沙博理译文作为萃译范本,实现了对小说叙事结构的优化,迎合或重塑了读者的认知框架。我们以认知叙事学为视角,分析该译本中的萃译现象,从目的语诗学、意识形态及政治环境层面探究译本呈现效果及依据,认为萃译是鉴于两种诗学之共核及差异所做出的认知叙事调适,而《平原烈火》英译刊载本也是对沙博理所认同的"翻译即重写"的恰当实证,对当今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策略和方法指导。

摘要：沙博理的标本翻译中含有不少女性主人公的作品。通过文本对比研究,可以发现,在他对小说女性话语的翻译中存在不同程度与种类的创造性写作,具体表现在译者不仅能如原作者创作般用毫无译痕的母语写作,还善用措辞及艺术手法对原作进行有价值、有意义的创造性发挥与再造,且兼顾原语风格与读者接受,值得其他致力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者借鉴。

摘要：翻译关乎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三个主体,译本在各主体间的交互中产生。在此过程中译者受各类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在翻译内显形,称为"译内显形"。译内显形又可分为"显性"与"隐性"。"译内隐性显形"是译者无意识中将各类社会文化因素表征于译文中,令译本呈现出译者特色。本文通过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林语堂、许渊冲和沙博理三个英译本比照,探究译者"译内隐性显形"与译本呈现之间的互动。

摘要："中国英语"是一种具有中国语言特征的英语变体。对中国英语的接受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度。《水浒传》的赛珍珠英译本和沙博理英译本是典籍翻译的经典之作,对小说的连动句及其英译的比较研究发现,两译本中许多句式都具有中国英语的特征。认识这些句式及其成因对于了解中国英语及中华典籍翻译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摘要：本文采用翻译文体学分析方法,从译本呈现的文体特征、译者的语言选择方法、影响译者语言选择的动因三方面探究《月牙儿》和《小城三月》沙博理译本的文体转换,发现译本通过添加译者'声音'、语域重建、段落拆合的方法,在文化专有项、人物语言、篇章结构层面对原作文体和效果加以再现和适度变形,反映出译者对文学品质的权衡和标本性翻译的政治考量。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国家外交政策和文艺政策都要求翻译活动走向计划化和组织化,翻译具有了服从和服务国家政治的功能。本文回顾建国初期有关学者对市场化翻译弊端的反思批判和对制度化翻译的倡导和呼吁,从政治、外交、文艺需要考察翻译组织化的背景,进而从出版机构改造、翻译组织建立和翻译刊物创立,分析翻译制度化的确立过程。认为翻译制度化的确立以1954年第一届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召开为标志,产生了政治效应,形成了国家翻译实践的制度化翻译模式。

摘要：翻译过程是范畴化的过程,是依托原型的目标语文本的再现过程。译作是否与译语原型具有足够的家族相似性是推知译者经验认知的重要切入点,由此促发的翻译策略选择亦能反映译者对某一范畴的认识和定位。民谣是一个典型范畴,是研究译者翻译思维和翻译心理的有效着力点。本文在原型思维的视角下,以四部中国当代小说沙博理译本中的民谣英译为例,从结构性调整、音乐性再现、叙事性调适和意向性传递四个方面探讨沙博理在翻译过程中的原型思维表征,认为其以概念转换为手段,对民谣的范畴化翻译弥补了中英民谣的空间差异,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摘要：关注翻译与政治冲突的莫娜·贝克叙事学可资解释小说翻译中的叙事建构。沙博理作为国家叙事对外传播中的制度化译者,其标本化小说翻译体现出国家翻译实践的特征。本文从贝克叙事学视角探讨赵树理小说《登记》《孟祥英翻身》《小二黑结婚》沙博理译本中的叙事建构及其效应。在细读和比照三部小说原文译文基础上,分别从标签化标记建构、读者取向的时空建构、文本萃取式建构三方面加以分析,认为沙博理译本借助这三种翻译策略对反封建主题公共叙事做出有效建构。这种积极叙事建构体现了国家翻译实践的对话意识,是主动沟通目标语读者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