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植入式广告在实践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已对我国现有的广告规范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建立和完善我国植入式广告管理的法律体系和配套管理制度势在必行。文章论述了我国植入式广告法律规则的基本原则,并在充分借鉴域外监管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植入式广告规制模式。

摘要：有汉一代是中国政治的大一统时代,也是哲学的大一统时代。这种哲学大一统的重要表现,就是延续了中国哲学战国中晚期出现的综合倾向,将传统道家、阴阳五行、易学、儒学都组入一个统一的天地系统,使其成为图像化的感性宇宙。汉代美术(画像砖石、帛画、漆画以及见于史载的绘事活动)所呈现的世界,正是这一图像化宇宙的视觉相等物;祥瑞、图谶和仙界则为这一图像世界规划了可达的边界。据此,理解汉代美术,其前提必然是理解汉代人纵贯天地人神的宇宙观。缺乏这一哲学乃至神学的整体背景,对于当时艺术的认知必然会陷入破碎和零乱。同时,自汉末以降,中国艺术的表现对象日益精致也日益狭隘,再也不具备汉代艺术所达至的可与宇宙等量齐观的饱满和丰盈。就此而言,重估这一时代之于中国美术和艺术史的意义,将会成为未来中国美术史或艺术史写作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摘要：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看,在"艺术"与"非艺术"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本质化的、超历史的固定边界,"艺术"之名始终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合力的"多元决定"过程中变动不居。在这个意义上,电影媒介从"娱乐"到"艺术"的变化过程也不例外。在《高雅好莱坞:从娱乐到艺术》一书中,借助迪马乔、贝克尔以及布尔迪厄的相关理论资源,通过对好莱坞电影发展过程中的"外部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与欧洲的社会语境)、"内部因素"(电影艺术世界自身的变化)以及"智识因素"(电影批评与电影的"智识化"过程)的系统考察,施恩·鲍曼向我们展示了好莱坞电影是如何在20世纪60年代被历史性地建构为一种"高眉"文化。

摘要：装饰性色彩是人类装饰艺术活动中最早使用的艺术元素之一,它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伴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转变,装饰性色彩越发受到重视,现已作为当下油画写生创作中装饰性表现这一艺术命题的重要元素。装饰源自人的形式美感,而色彩则是装饰的外在形式,装饰性色彩作为客体而依存于主体,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本文旨在通过探析当代绘画中装饰性色彩与表现的诸要素,揭示装饰性色彩的形式构成与观念更新。

摘要：曹禺剧作《雷雨》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艺术的真正成熟。＂从《雷雨》开始,话剧在广大的社会中,才成为引人入胜的戏剧,它为话剧树立了里程碑＂。1据不完全统计,新时期以来,评论、研究《雷雨》的文章多达上千篇,2对一个作家的单篇作品进行如此充分集中的研究、评价,在现代文学史上是很罕见的。因此,对《雷雨》的研究,实际上也就是对曹禺戏剧本质特点的研究,《雷雨》研究的历程,

摘要：书籍装帧既是审美对象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用符号学的理论介入装帧设计便可以看出,装帧设计语言也是一种文化记号系统,即一种符号。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为解决文化品位缺失这一当下书籍装帧中的流弊可以从对组成符号的两部分的自觉与关注入手。

摘要：演绎作品的作者身份确认,涉及演绎作品的创作意图、创作贡献、原创性三个要件的判断。就演绎作品的创作意图而言,作者要在已有作品或者素材基础之上,体现自身人格及主观内容的意图,同时不同于合作作品意图;就演绎作品的创作贡献而言,涉及到与思想表达二分法、实质性相似、合理使用三者的关系;就演绎作品的原创性要件而言,分为可区别性改变标准与实质性改变标准,两者关注的只是视角不同,没有本质性差别。适用两个标准时又涉及功能性因素、新介质转化、高度艺术技巧和复杂劳动三个因素的考虑。

摘要：《塞布丽娜》以极简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描绘了普通人的灾难体验,揭露了后"9·11"时代美国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并注入了德纳索的伦理思考。本研究在拓宽绘本叙事和伦理学批评相结合的研究范式的同时,对《塞布丽娜》的伦理价值予以深度发掘。研究发现,在这部小说中,线条与色彩的巧妙结合、文字和图像的双轨叙事模式是德纳索进行伦理表达的有效途径。通过采用一以贯之的外聚焦策略,德纳索对现代社会的伦理困境和伦理焦虑予以表征,而媒介声音的凸显进一步证实了恐怖主义当代形式的在场。德纳索通过对媒介声音及其使用者的伦理反思来唤醒人们对社会困境的认知,最终彰显出《塞布丽娜》于当下世界的伦理价值。

摘要：20世纪剧场中角色形态的演变是现代剧场观念革新的重要体现。以“典型人物”理论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戏剧角色塑造,吸收了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将人从神造物中解放出来,强调了人与社会的密切联系。现代主义思想对人的解构促成了戏剧角色的“向内转”和“符号化”,体现出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戏剧创作观念。随着剧场界限不断被打破,角色逐渐与演员融合为一,推动行为艺术的产生。当代剧场“新文本”中的角色塑造,倾向于用拼贴和重复的方法呈现后现代意义上“人”的话语建构过程,剧场中的角色因此成了“心灵盆景”。

摘要：本文爬梳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以《父亲》《枫》《青春》等为代表的伤痕美术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与性别化的艺术主体如何与国家意识形态变迁产生共变;提出艺术作品始终"存在"于社会当中,所以其并非仅仅是等待被诠释的文本,还是一种社会实践的载体和对象;揭示了主体通过主体化过程间的性别差异叙事与再现,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巩固了既有象征秩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女性艺术形象、性别化的艺术主体与国家意识形态间密切的相互形塑与交互指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