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据作为人工智能时代所有新兴技术由概念化走向商业化的核心要素,自然成为世界各国立法领域中的焦点议题。数据安全法益包含数据的保密性、完整性和有用性等内容,它们不仅指引刑事立法和司法,而且也成为佐证数据安全应当被予以独立保护的重要理由。检视域外典型的3种立法保护模式,不难发现它们虽存在形式上的差异,但本质上都将数据本身的独立刑法保护作为立法动因,不断细化数据犯罪的类型。相比之下,我国《刑法》立法理念更新缓慢,依旧坚守以“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为核心的保护体系;处罚漏洞明显,致使对数据犯罪的规制既不全面也不协调;司法适用混乱,人为地造成了罪名适用上的障碍。未来我国刑事立法应当以数据的技术特征和数据安全法益的内容为原理,归纳出数据犯罪的类型,从侵入型、破坏型、获取型和监督管理型4个角度出发,积极构建独立且全面的刑法规制体系。

摘要：准确理解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协调"刑行"和"刑民"关系的重要保障。本罪首先保护的是民族精神,其次保护的是社会公众的爱国精神。"英雄""烈士"为并列关系,且"英雄"不仅包括"过世的英雄"还包括"活着的英雄"。"英雄"作为规范构成要件要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界定:其一,从所处的领域或者行业来观测,"英雄"行为应当具有专业性;其二,从社会大众的角度来看,"英雄"行为应当具备关键性;其三,从评价基准来讲,"英雄"行为应当具备相当性。尽管本罪与侮辱罪、诽谤罪因保护对象的差异而在法益保护方向上分道扬镳,但实行行为的判定却可以相互参照。"情节严重"的理解需要结合本罪保护的法益,同时借助量化结果、犯罪类型和社会评价三个指标综合评判。

摘要：生物信息识别是指基于可测量的身体和行为特征自动识别个体的一种技术。实践中,生物信息识别易诱发信息泄露、隐私权被稀释、产品误差等风险。鉴于生物信息识别适用场景和主体的复杂性,适宜采取包括企业、立法者和数据平台在内多方协同治理的模式。企业应当制定内部合规方案和强化行业自律;立法者可以细化个人信息分类和增设滥用生物识别信息罪;而数据平台则需要优化“知情-同意”制度。

摘要："深度伪造"(Deepfake)是指对图像、视频和音频进行超现实的数字伪造。尽管该技术在艺术、医疗、教育等领域显现出独特的魅力,但其对既存法律制度也产生了深度冲击。"深度伪造"呈现出大众数据被深度裹挟、合成作品真伪莫辨、既存秩序规则备受冲击等技术风险。与之关联的法律风险也如影随形,具体表现为:版权规则的重构、侵害法益路径的翻新以及言论自由含义的重申。为了回应上述风险,需要根植"柔性"治理的思维,明确"深伪"的管理主体,类比"演绎作品"处置,构建层次分明的责任体系,勘定"不得诽谤"的自由界限,力图实现法律与技术共存共融之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