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采用启动任务范式,以青少年为被试,探讨了公益广告以及人格差异对公益行为的影响。实验1采用公益广告样例启动助人任务,探究不同的公益广告样例对青少年公益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公益行为的样例启动中并没有出现对比效应,关爱个体生命和公共道德规范的公益广告启动反而对随后的相应的助人意愿起到促进作用;实验2增加了公益广告类别启动助人任务和自尊量表(SES),探究公益广告类别和人格差异对青少年公益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公益广告类别启动没有对随后的青少年公益行为有显著作用;不同自尊水平的个体对其是否产生公益行为具有显著影响,自尊水平高者相比于自尊水平低者更倾向于做出助人行为。

摘要：通过考察相关立法现状和司法判例,剖析界定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的关键问题和理论依据,为体系设计提供必要的事实基础与理论指导。研究发现,现行立法中城市(国有)土地为其概念表达的主要客体,司法实践中存在“集体公共用地”“集体公益用地”表述混乱等情况,需要以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需求论、非商业利益论和公物所有权理论为基础,运用程序化思维,严格遵从建设用地到公益性建设用地,再到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的分析步骤,建立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界定体系。研究结论能对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提供更为清晰的认识,进而助力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

摘要：我国实证法上的公益诉讼仅仅指《民事诉讼法》第58条和《行政诉讼法》第25条以及单行法规定的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公民个人不享有公益诉讼的诉权。实质意义上的公益诉讼泛指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众权益的诉讼,包括追求公共利益保护的私权诉讼。公益性私权诉讼存在机构原告型和个人原告型两种类型,通过对案件事由、诉讼请求、被告身份、处理方式进行设计和选择,追求涉诉问题的全面性解决。公益性私权诉讼的波及效及其对所诉纠纷所涉制度规则的影响,使得公益性私权诉讼具有了超越个案的溢出效应。公益性私权诉讼综合了纯粹私权诉讼的法理和法定公益诉讼的法理,法院也存在基于司法能动主义而放宽诉讼实施权限制以及策应原告公益保护目标的情况。在立法上向公民个人开放公益诉讼诉权仍然应该慎重,但解释论上法院可以适当放宽具有公益性的私权诉讼的诉讼请求的范围,以此缓和法定公益诉讼因范围限制和诉权主体限定所导致的迟滞性。

摘要：公益广告能够显示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能够有效传承社会文明,净化社会风气,具有强大的德育功能和美育功能,在建设我国社会精神文明中发挥中重要的作用。我国已经推出的公益广告中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对社会以及人们的影响非常大。虽然公益广告的语言比较简单,并且营造的视觉形象非常有限,但是却蕴含着重要的德育功能和美育功能。本文就公益广告的德育功能和美育功能进行探析。

摘要：十年来,央视春晚公益广告已展现出数十个春节除夕的返乡和团圆故事,传达了中国人的“乡愁”。通过大量的视觉符号,广告片勾连出“乡愁”的空间意象、时间意象及文化意象。通过意象和视觉修辞的结合,公益广告片激发了受众的文化记忆,使受众共享了伦理价值,直至完成广告的视觉说服。

摘要：公益广告可视为围绕社会共同利益问题,通过艺术化的手段和情感化的方式展开的社会动员活动。作为一种情感介质,公益广告折射社会现实,并可作为引导社会情绪和促进社会行动的情感动员工具。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它主要通过“聚焦—脱域—共鸣—公众参与”四种机制进行情感动员,从而实现对社会公众的情绪引导和情感再造,推动社会问题的缓解和解决。未来应充分发挥公益广告情感动员功能,使其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

摘要：艾滋病已成为全人类需要攻克的重大难题。面临日益增多的艾滋病人群体,政府要加大艾滋病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对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能有较为清晰的认知。结合中西多部知名的艾滋病公益广告,从主题、文化、创意等多个角度进行比较分析,试图为我国艾滋病宣传找出新的突破口。

摘要：文化传承是传媒的重要功能.也是职责所在.央视自2013年首次在春晚插播公益广告,到2020年已有8年,公益广告成为央视春晚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本文主要从符号‘形象'叙事三个方面对央视春晚公益广告中文化认同的建构展开分析和解读.

摘要：高校公益广告对培养大学生优秀品格和高尚人格具有重大意义。近几年来,高校公益广告数量和质量都有明显提升,传播率高,传播诉求趋于人文性。同时,高校公益广告也暴露出诸如创意平淡、制作粗糙、缺乏管理、传播效果差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高校对公益广告的育人作用缺乏深刻认识、公益广告传播师生参与度低、传播缺乏科学而系统的管理体系以及高校公益广告宣传缺席。为此,高校须进一步加强对公益广告的认识,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如提高制作水平、做好效果评估、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学生参与、整合传播资源等,促进公益广告更好地服务于高校育人工作。

摘要：2021年颁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第70条创设性增设公益诉讼制度,意在解决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主体性弱化”救济的困境,但缺乏相应解释与具化程序观照的原则性规定无力支撑其立法初衷实现。在证成惩罚性赔偿制度介入个人信息公益诉讼基础上,应当分别从宏观微观两个维度探究其实现路径与具化制度建构。宏观上,在保障个人信息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价值独立与谦抑适用基础上,完成其内容体系的设计;微观上,则从规范要素、计算规则、管理制度三个面向积极实现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个人信息公益诉讼中的规则供给,以期达成大数据时代产业转型之际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产业发展间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