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葫芦河静宁、秦安水文站数据以及实测断面数据,采用分析借用法、二断面实测法以及经验公式法分析了葫芦河中上游静宁、庄浪工业、农业用水区(属于二级水功能区)的综合降解系数,确定该区的水质模型.结果表明,葫芦河流域静宁水文站-高家峡段化学需氧量和氨氮降解系数分别为0.22和0.17/d,相比其他河流较小;常规水质监测表明, 2018年葫芦河经过专项治理,水质得到显著改善,基本满足Ⅲ类水质标准,葫芦河2018年枯水期降解性能较差可能受流量、流速较小的限制;通过对模型参数(设计流量、流速等)的分析确定了河段污染物枯水期的一维水质模型.

摘要：唐敦煌县令宋素墓志,近年出土于陕西华阴,志石、志盖均保存完好。传世史籍及出土文献中有关唐初敦煌县令等任职人员的记载十分有限,根据志文我们可推算宋素担任敦煌县令的大致时间。通过对有纪年的唐初敦煌写卷进行梳理,可粗略了解宋素担任敦煌县令前后敦煌当地的社会状况。该墓志的发现不仅可补传世文献的不足,且或将有助于当前的敦煌学研究。

摘要：麦积山石窟第142窟营建于北魏晚期,位于麦积山石窟西崖,为方形平顶洞窟,窟内造像十分丰富,其正壁塑结跏趺坐佛一身,磨光高肉髻,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双手略残,右手作与愿印,左手作施无畏印。右壁塑交脚菩萨一身,坐于高坛基上,扇形发髻,眉间有白毫,项饰璎珞,右手作无畏印,左手残。左壁同样塑结跏趺坐佛,磨光高肉髻,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双手略残,左手作无畏印,右手轻握。在正、左、右三壁,又影塑千佛与说法像。

摘要：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地区的畜牧业有官府经营、寺庙经营、民间经营三种模式。其中,官府、寺庙所营畜牧业由部落百姓或寺户充任专职牧人进行放牧,并受到相应机构的严格监管,定期清点畜群,做好记录汇报。畜群种类上虽马、牛、羊、驴、驼均有记载,但以牧羊业规模最盛。民间畜牧业按饲主身份可分为官员大族和普通民众两类,前者持有数量可观的畜群,后者只饲养一两头较大家畜以备耕作、交通等畜力。无论哪一种模式,官府均采取簿籍制度和畜印制度相配合的管理方式来确认牲畜的归属,以防管理中发生混乱。

摘要：大约南北朝时期,汉魏间著望安定皇甫氏南迁,先至襄阳,再徙寿春,中古后期已有寿春皇甫氏之称。现存辑本《元和姓纂》中保留有寿春皇甫氏家族世系记录。此外,因唐宪宗时期宰相皇甫镈出自该支,世系得以收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自清代开始,不断有学者发现文献记载中的矛盾,进而关注该支皇甫氏的世系,或依靠传世文献,或利用新出碑志。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整理寿春皇甫氏人物墓志,可以梳理家族世系,考辩人物关系。

摘要：人物像赞是具有较强政教文化特征的一种文体,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发展渊源,敦煌邈真赞是这种文化传统在晚唐五代的集中表现。中古时期,佛教化与传统丧祭文化相互影响,产生了以"影堂"为代表的非制度化的丧祭形式,推动了邈真赞在僧俗丧祭仪式中的应用。敦煌邈真赞对宗族观念、社会秩序、伦理价值的提倡与强调,构成了官员、大族以象征符号交换政治权力的合法途径,有利于归义军政权的社会教化与人心凝聚。

摘要："树音声"是佛教自然音声的重要组成部分,音声之树包含"七宝树""多罗树""乐器树"等多种类型。莫高窟初唐时期第322窟北壁的《阿弥陀说法图》中存有敦煌石窟唯一的"乐器树"图像,文章通过图文参校,认为第322窟"乐器树"图像是佛经中"多罗树"与"乐器树"相结合的产物,其树上悬布乐器类型与《大方广佛华严经》等佛经有密切联系。

摘要：敦煌写本《都僧统康贤照和尚邈真赞并序》记载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是从石城镇迁徙而来的,所以称之为“石城名宗,敦煌鼎族”。经研究粟特人康艳典部落是贞观四年迁到石城镇的,上元二年唐设置石城镇,康艳典出任石城镇使,一直到武周天授年间康艳典后裔仍然出任石城镇使。神龙二年唐与西突厥突骑施娑葛交恶,娑葛出兵俘虏阙啜和并杀唐朝官员冯嘉宾、吕守素和牛师奖等,占领罗布泊等地,居住石城镇的的粟特人康艳典部落随镇守播仙镇等地兵士弃镇归敦煌,唐朝政府在敦煌城周围设置从化乡进行安置。

摘要：降魔成道是佛传的重要情节之一,在佛教发展与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其对佛法宣扬和信徒自信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以致后来独立于佛传发展起来。莫高窟北周第428窟北壁有一铺降魔图,一方面作为僧俗信众礼拜和观像之用,另一方面体现了佛教信众在处于佛道之争的时代背景下,希冀借助释迦降魔的象征性涵义,使得佛教占据上风,法脉绵延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