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具有诉前程序兼顾公平和效率、有效破解"无人诉"困局、取得法律特别授权等优势,彰显了制度设计的合理之处。但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显露出制度设计的不足,例如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案范围存在竞合;检察机关独立承担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公众难以参与;"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等条文缺乏明确界定,实际操作困难;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人与法律监督职能存在冲突,影响检察监督权的中立性。应从立法上对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案机制、参与主体、条文内涵等进行完善。

摘要：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重大任务。"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是其中牵涉面最大的一部分,其设计任务紧迫而艰巨。虽然地方各级政府和学界都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但无论是地方政府考评采用的还是学界研发应用的指标体系目前都存在一定缺陷。完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需深入剖析法治政府的内涵特征,廓清法治政府的争议边界,紧密结合中国法治政府评估实践经验所揭示的发展趋势和特征,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知识和研究成果,以全国适用、进路合理、功能彰显、公信力强为重构目标,在行政保障、行政行为与行政效果的框架下展开设计,运用科学方法分级列出各项指标并赋予合理权重,以确保整套指标体系的科学性。

摘要：在中国全面深化司法公开改革背景下,司法公开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司法公开评估应运而生。司法透明指数吴兴实验、浙江法院阳光司法指数、河北法院阳光司法指数三个代表性指标体系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当下司法透明指数评估的目标应定位于持续推进司法公开,督促法院保障公民获得公正裁判权与知情监督权;指标设计的前提在于明确司法公开的内容、性质、范围、对象和载体;还要适应评估实效性要求,调整评估维度,优化、完善具体指标设计。调整、优化后的司法透明指标体系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推广应用价值。

摘要：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就原告无正当理由不出庭按撤诉处理,被告无正当理由不出庭可以缺席判决之区分处理的规定,不仅有违诉讼平等原则和诉讼经济原则,而且未厘清当事人在诉讼中具有诉讼主体和证据方法之双重地位。对必须到庭的被告可以拘传之规定更是有将民事案件做刑事化处理之嫌。《民诉法解释》突破现行立法,规定对必须到庭的原告也可以拘传,显然违背了法律保留原则。规制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应立足于当事人的不同诉讼地位,以有效控制缺席、尽可能发现真实、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为目的,做出相应的制度设计。

摘要：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是行政机关进行内部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案卷评查主体应当是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和工作人员,实践中却存在着将该工作委托给社会律师完成的不合理现象。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具有强烈的公权力属性,社会律师进行行政执法案卷评查除不合公权力属性外,也无正当法律依据,其本身还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行政执法案卷应由行政机关集中进行内部评查,这不仅符合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的设计本意,同时也有助于促进行政执法案卷评查与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的有效衔接,此外还更顺应行政法治监督的发展趋势。

摘要：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发生了结构性调整,以此为基础建构的市场监管体制理应从监管理念、监管目标、监管主体和监管方式等方面予以革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着商事登记改革和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市场监管体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在顶层设计、具体制度设计以及实践推进层面上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应当从立法与改革关系明确、科学化评估制度建立、信用监管配套制度构建、便捷化维权渠道设置等方面作进一步完善。

摘要：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2017年6月27日修改通过,标志着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正式确立和全面推行,也标志着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环境公益诉讼双轨模式的正式形成。"后立法阶段"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以建构适用明晰的程序规则体系为应然走向。在程序规则体系建构模式上,应当选择在既有的行政诉讼框架下作合目的性的适当调整。同时,应当检视"两高解释"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试点中的既有程序规则,做好实践反思和经验提取,并依照诉讼的时空顺序,分别从诉前程序、起诉与受理程序、审理程序和执行程序四个方面展开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规则体系的具体设计。

摘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来,随着监察调查程序的不断完善,律师介入成为监察调查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但监察调查可因律师介入受阻,更存在职务犯罪嫌疑人因法律帮助逃脱应有制裁之隐患。从程序法定之视角剖析,律师介入监察调查乃为诉讼程序应有之义,不仅可保障被调查人的权利救济渠道,更对监察调查行为形成外部监督。从立法价值导向分析,未来制度完善中应当构建起职务犯罪调查中的律师介入程序。同时,应基于监察体制改革政治功能导向,对律师介入调查的程序设计应作严格限定。

摘要：自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立法协商”后,立法协商走入人们的视野。我国各地遂积极地进行立法协商实践,但由于缺乏立法协商的顶层设计,各地的实践仍然存在各种问题。立法协商的顶层设计依赖立法协商理论基础的确定以及立法协商概念的明确。立法协商的理论基础应由公共选择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构成。只有立足于此两个理论基础,才能更好地厘清立法协商与公众参与、政治协商、协商政治、行政协商几个关联概念之间的关系。

摘要：法律之治的最高境界在于,通过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则或规范,实现'非强制性'的法律激励,调整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律制度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应时代的需要实际发挥着激励个体行为的功能。作为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为规范,法律制度的内容设定和实际运行在不同程度上时刻影响着民众的行为内容与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