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论在理论视角,还是在实践层面,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普遍存在混同混用的现象,明显制约了理论创新和制度供给,当然也凸显了简要区分二者的必要性。二者皆出于控制权力的需要,在词源上已存在双向性和单向性、主体间性和主客间性的差异,自然能够衍生出以下区别:在主体构成上,制约主体具有体制内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监督主体在体制内外皆有明显的易变性;在作用机制上,权力制约主要由体制内力量通过制度设计发挥相互制衡的作用,而权力监督则是多元主体在批判和查处中规范权力运行;在作用时效上,权力制约主要在前车之鉴中创新制度设计,防患未然,具有明显的前瞻性,权力监督则以批评或查处减少或挽回损失,具有相应的滞后性。当然,只有对二者的差异性秉持相对化而非绝对化的理解,才能精准发挥各自特长,共同发掘其规范权力运行的潜能。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深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迫切需要。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贯彻和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和要求,只有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家治理,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要发挥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应有的作用,我国主流价值观本身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要努力将这两方面有机结合起来、贯通起来,使它们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实化的决定性途径,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运用政治力量和政治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摘要：权力在面世之初便在形而上的层面发挥着整合功能与协调功能,具有社会性与公共性的内在诉求,以至于不同时空中权力属性只有多寡之分,而无存废之别,因而能够为容错的理论分析和制度设计提供一种新视角。立足权力属性的视角,权力的社会性在容纳更多成员、扩大共同体规模的同时也导致了利益诉求的多样性和权力运行的复杂性,其公共性在强调公共利益的同时也增加了共识形成和利益协调的难度。这样,权力属性在形成容错依据的同时,也要求权力主体因时因地地坚持社会性与公共性的规定,在此底线之上勇于担当、善于作为。不仅如此,只有与自律、监督和问责相配合,容错限度才不至于频繁失守,容错的相关制度才能在改革创新中体现其长期存在的价值。

摘要：托尔斯泰指责莎士比亚的戏剧人物塑造不真实、缺乏宗教信仰的质地。从新批评的视域来重审这一文坛公案,可以发现,无论是艺术手法与风格,还是人生态度与价值观,托尔斯泰与莎士比亚都有共通之处。他们都主张以悖论、反讽等艺术手法来表达情感体验与人性的复杂,都怀疑科学与理性,强调文学的道德功能。托尔斯泰甚至与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之间存在精神上的对应关系。因此,托尔斯泰攻击莎士比亚,并非因为艺术理念与风格不同,亦非对待人生的态度不同,而是出于虚荣与嫉妒心理。

摘要：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司法公正与效率平衡协调下的产物。域外法治国家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呈现适用范围小,程序适用尤为谨慎的特点,并通过刑事立法对缺席审判的适用情形、案件类型进行明确规定,尤为强调缺席被告人的诉权保障。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侧重解决贪污贿赂等重罪案件被告人外逃问题,应对该制度进行体系完善,以严密的程序设计规范制度运行以保障缺席被告人权益。

摘要：2019 年,中国科幻文艺及相关文化产业迅猛发展,以至于出现“中国科幻元年”之说。科幻景观与文化和媒介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越来越得到研究者关注。这里所说的科幻景观是指科幻文化所表现出的各种形态,并不仅限于科幻文艺作品。人们不仅需要关注科幻景观,还要关注这一景观背后的时代文化和媒介环境,正是媒介技术的发达为科幻作品提供了相对宏阔的展现空间。今天的科幻文化和上个世纪的科幻有所不同,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极大地拓展了科幻领域的范围,并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文化的走向。因此科幻文化不仅是科学幻想的体现,也反映着社会现实的变化,成为当前迫切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重要问题。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和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文化研究》集刊、《媒介批评》丛书等联合主办“科幻景观·文化·媒介”学术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媒介文化视野中的科幻景观、科幻文艺作品的发展历程及其与媒介技术进步的关系、科幻作品的文化背景等主题,各抒己见、激烈交锋。

摘要：污染产品税是以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产品课征的一种间接环境税。就世界范围而言,污染产品税多作为一种独立的环境税实现环境保护。我国尚未建立污染产品相关的环境税制,转而由传统的消费税承担污染产品的课税职责,环境保护功效大打折扣。当下,我国引入污染产品税具备相当的正当性:必要性方面,在商品经济下,大量产品需求带来的环境污染无法忽视,绿色财政成为可持续发展理念下国家财政发展的新方向,污染产品税制的引入亦符合环境税制的国际发展规律;良好的政策大环境、极高的公众支持以及"结构性减税"营造的税负空间为污染产品税制的引入带来了极大的可行性。

摘要：近年来,随着保险行业的迅速发展及资金运用监管的逐步放开,险资大规模涌入二级市场并频繁举牌。尤其是以“宝能系”为代表的保险资本由于一系列股权斗争与股价炒作等行为,一度引发业内热议。运用事件研究法,以“宝能系”举牌个股为研究对象,对举牌公告的股价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告日当天有显著的超额收益,说明举牌公告会带来明显的正向股价效应;公告日过后,超额收益率迅速下降,甚至出现负值,说明市场对“宝能系”的举牌行为存有担忧,企图尽快获利后退出。在此基础上,分析“宝能系”举牌存在的风险,并给出相应建议。

摘要：本期刊发的10篇笔谈文章,对我国公司法修改的框架体系、原则方向到具体制度的构建修订展开研究探讨。中国政法大学赵旭东教授提出,公司自治和公司法的强制性与任意性问题是贯穿和覆盖整个公司法制度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强化自治、弱化强制依然是公司法修订的重要方向。清华大学朱慈蕴教授进一步解构了认缴制,提出股东出资义务具有法定性和约定性双重属性,认缴制实际上是通过公司法给予股东自治的空间更加宽广,属于股东出资义务的约定性。西南政法大学赵万一教授提出,公司法的修改必须基于中国的国情,聚焦于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必须秉持中国立场,践行中国道路。中国政法大学李建伟教授在分析股东身份纠纷发生诸场景的基础上,提出现行公司法关于股东身份认定的规则在商事外观主义和实质主义二者之间反复摇摆,股东身份认定涉及组织法与契约法的双重法域关系处理,对于任何一方面法域关系规则的忽略或者对二者关系的处理不得当都会导致裁判规则的偏颇。“谁是股东”这一中国式公司法问题应在公司法修正再完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徐强胜教授提出,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更多的是强调了公司独立财产的意义,体现了物化的人格与混乱的财产关系,是对公司人格的误读,公司法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基础,强调公司的独立人格价值,回归人格意义表述。西南政法大学汪青松教授提出了公司不特定利益相关者保护的公司法路径,应当通过妥当的制度设计推动公司将对不特定相关者的利益考量内化为公司自身的主动行为。西南政法大学曹兴权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三十五条、九十一条、二百条三个条文涉及抽逃出资禁止规则,公司法修改时应废除认缴资本制公司中的抽逃出资禁止规则,删除上述三个条文,通过出资义务履行规则的解释机制实施法定资本制度的特殊公司贯彻抽逃出资禁止的监管政策。河南大学法学院樊涛副教授等提出,我国公司法应当增设“国有公司”一章,明确国有公司的概念和范围、规定国有公司的出资方式、股权结构等基本规则以及国有公司组织机构的设置、权力配置、人员构成、责任承担等特别规则,明确党组织是国有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在国有公司中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黑龙江大学法学院陈彦晶教授提出,我国法律上缺少对资本公积的具体调整规范,解释适用上的混乱不可避免,公司法修订时应妥善处理资本公积规则,对注册资本和资本公积一体对待。如果仍保留注册资本与资本公积两个概念的话,则应将二者在减资、分配等规则设置上一体对待。福州大学朱圆教授提出,介于营利企业与非营利企业之间的社会企业设定了营利与社会公共利益双重经营目标,有别于传统营利型企业。我国现行公司法的主要适用对象是营利公司不能直接用来解决社会企业所面临的双重经营目标之间的冲突及其调和,我国的公司法中应专门规定社会企业设立和运营中需要遵守的法律规则。

摘要：积石冢是辽海史前先民社会特有的一种石构墓葬遗存,在我国南北各地发现的史前墓葬建构模式方面,具有唯一性。青铜时代辽东半岛的积石冢主要发现于双砣子一期文化、双砣子三期文化和双房文化遗存,上承新石器时代积石冢,下启历史时期辽东一带的高句丽石构墓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