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克拉克瓷是中国首次外销至欧洲的青花瓷,其装饰具有与中国陶瓷迥然不同的异域风情。克拉克瓷的装饰源于何种风俗影响?克拉克瓷装饰又给欧洲带去哪些日常生活风尚的革新?此为研究克拉克瓷的起点问题,也是大航海时代中国、伊斯兰文化区与欧洲地区的陶瓷流通史。本研究采用人类学、全球史、物质文化方法论,通过沉船瓷及墓葬考古资料、东印度公司贸易订单、中欧陶瓷交流史,考证克拉克瓷纹饰首先源于伊斯兰风俗文化影响,此后克拉克瓷纹饰又经历亚欧之间的洲际文化旅行,首次销往欧洲的克拉克瓷点燃了欧洲人向往中国青花瓷的热情,并直接引发了欧洲文艺风尚与日常生活方式的革新。克拉克瓷不仅反映了洲际之间人员的文化交往,而且反映了洲际之间器物流动、世界经济、文化格局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摘要：2023年10月11日,“日本民族艺术学的历史与理论”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此次会议是国内艺术学界首次将目光明确聚焦于日本民族艺术学领域,经过中日学者的研究互动,通过“桥”与“镜”的研究理念定位,不仅拓宽了中国民族艺术学研究的新视域,开辟了中国民族艺术学研究向国际视野出发的新征程,更标志着中国民族艺术学在中日友好的学术互鉴当中重新定位、发现自己,并尝试在超越层面深入建构民族艺术学的普遍价值,这将为我国民族艺术学的学科发展与学术研究,切实推进艺术学“三大体系”的建设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摘要：非遗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不可分的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在近年来极具影响力的国潮运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非遗物化的文化现象开始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非遗物化是其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发展的结果,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非遗保护工作的成效。唯有客观认识这一文化现象,非遗保护工作才能走向更加自觉的道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继续健康、绿色地绵延下去。

摘要：《贵州山民图》是庞薰琹抗战时期所创作的民族主题系列组画。《贵州山民图》以庞薰琹在贵州苗族地区的民族学考察为创作契机,以苗族人民的生活劳作为题材,详细描绘了苗民的衣饰花纹,从而突出了苗族较汉族的“异质性”。但在表现形式上,庞薰琹采用中国传统水墨笔法表现苗族群体,为苗民形象增添了文人意味,使汉、苗两族的艺术风格得以有效结合,反映出民国时期民族边缘的重构过程。因此,《贵州山民图》既强调了汉民族的主体地位,又折射出少数民族的汉化历程,是民国时期整体国族观念下的产物。庞薰琹以绘画的形式将民族研究成果直观化、视觉化,为中国近代民族学发展提供了与艺术相关的新思路,使此时的民族学研究更为全面多样。

摘要：近些年来,以景德镇陶瓷手工艺为首的中国传统手工艺复兴现象越来越受到关注,而这种复兴并不只是工艺和样式的复兴,还是一种在国际化背景下的手工产业模式和社会关系模式的复兴。由此为本土和国际市场提供着比工业化更加灵活的生产服务,这不但满足了国内外社会日益增长的对个性化、艺术化、创意化商品和艺术品的生产制作需求,同时这也是一种农业文明中“熟人”社会关系的复兴,它的复兴不只是满足了生产方式的需求,还是一种对工业文明带来的冷漠的“陌生人”社会关系的反思。所以这样的复兴正在产生一种与工业文明并行的后农业文明模式。这种被复兴的产业模式和社会关系模式可以被称为“手工艺模块链产业模式”,这种模式并不只是存在于景德镇,甚至并不只适用于传统手工艺产区,它可能将是未来以文化为核心的非集约化和规模化的工业城市的“后农业”式生态文明的重要产业形式之一。

摘要：艺术作为记忆的一种形式,是人、地方与时间的联结之物。“地方”“记忆”与“艺术”具有层层关联及丰富的意义,“地方”是人与自然地点建立意义的精神空间与交往场所,是人类经验与有意义的“场所”。人类的记忆、想象与认同需要具体场所,而记忆、想象与认同则又重塑地方的“场所精神”。地方艺术连接着人对于地方的往昔历史经验,是人重返地方的记忆之物。地方艺术携带着个人、社会及国家的集体记忆,并帮助我们重建人的身份认同与民族认同。在世界民族处于一种松散结构的后民族时代,地方性知识与地方艺术对于身份认同具有重建意义。人通过地方艺术的可见形式,回到不可见的往昔历史经验。人通过充盈着地方场所精神的社会记忆,从而获得故土的身份认同,并通过地方艺术回到精神所栖息的故乡。

摘要：当人类社会进入到人类世后,人类对世界的看法就有了极大的改观,人类世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人类的活动已经成为地球变化的最大动力,这一动力的未来发展方向将决定着人类未来的生死存亡。而作为人类学学者必须要加入其中成为研究这一重大问题的一员,其最大理由:首先人类学注重研究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是如何适应环境并改造环境的,这是一种整体性的研究视角,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及核心问题。其次人类学与其他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最大区别就是其关注文化的差异性,主张文化的多元互动,人类学者又长期在还没有完全被现代化的农区、游牧区等地做研究,当我们讨论后农业文明这一概念时,人类学的专业素养和视角非常重要。因此,从人类学的角度认识人类是如何通过自己的生物性与文化性来适应环境的;如何重新认识人类文化的差异性。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讨论都与后农业文明产生的概念密切相关。

摘要：侗族传统乐舞的文化重构与表演空间生产在以“大戊梁歌会”为主题的节庆旅游资源开发下,呈现“内外景观群落的表演循环”“固定广场舞台的即兴表演”“移动实景舞台的表演聚焦”三个主要特征。表演空间中的各行动主体占据“场”内不同的位置,并依据各自的“惯习”参与到“场”内的资源竞争与交换中,“场”内部与各“场”之间的权力关系错综复杂,“表演场”呈现多元属性杂糅的网状结构。为适应当下空间景观、迎合旅游者的“凝视”及带动经济效益,侗族传统乐舞在新的表演空间生产过程中走向了现代风格的形态重构,其表演语境的置换、专业舞台语汇的融入,使侗族身体符号产生了新的意义指称。多重权力博弈、多种乐舞符号并置、多类表演形态相叠、多层文化意义生产,加速了侗族传统乐舞表演空间的再生产。

摘要：非遗保护活动开展以来,“本真性”曾一度成为人们对维持“传统”特质的一种追求。虽然“本真性”一词在非遗学界的讨论似有定论,不再作为评判非遗保护的准则之一,但是,对非遗语境中的“本真性”探讨却仍然有着重要意义。首先是关于“本真性”与“传统”两者之间互动关系。民间艺术的“本真性”,可以被视为被建构的“本真性”,它扩大了文化的象征维度,成为延续文化基因、塑造地方文化认同、重构生产者身份以及艺术再生产的文化原型,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传统”的产生,体现的是一种文化再生产过程。其次是关于传统的能动性与本真性建构之间的内在关系。非遗语境中民间艺术的本真性建构,是一种基于“传统”的能动性实践行为,它并不在于追求凝固在某个时空中的“物”的“原生态”,而在于寻求“传统”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在塑造人类行为时获取作用了的间接能动因素。

摘要：传统岁时节庆是艺术参与乡村振兴所关注的重要民俗事象。艺术家基于独特的地方性人文意蕴,通过多样化的介入性艺术行动修复、更新和发明“新传统”,可谓当今艺术乡建的创意性尝试。水是顺德人民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物象,进而延展出水上居民独特的生命空间和信仰体系。艺术家渠岩教授团队在“青田范式”实践中,以“水”为主题,将当代艺术的想象力注入端午民俗节庆“龙母诞”,进而创造出“当代艺术龙舟行动”。创造“新传统”是在肯定乡村传统价值的前提下,在乡村固有的文脉根基上,发掘特色乡土文化资源,并进行富有想象力和能动性的创造,赋予公共空间、节庆习俗、生活样式等以新的生命,因此当代艺术也可看作激活乡土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