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代美学研究涉及黄老、儒家以及道教、佛教诸方面,但构成其主干的仍是儒家。汉代儒家美学,在先秦和魏晋之间处于变而未变之局。就其不变而言,它接续了西周以降的礼乐传统;就其变而言,则一方面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因一系列命题的变异而衍生出新方向。这些命题主要指儒家的经、文、艺,分别形成经学美学、文学美学和艺术美学。其中,经学美学是最大宗,主要涉及儒家六经本身的美学特性及汉儒在相关阐释中的新变;文学美学指文学从知识性概念固化为制度性概念,并因审美因素的漫溢而成为具有现代特性的文学;艺术美学则主要涉及儒家对"经"、"艺"关系的认识以及艺术从六经之艺向一般艺术的延伸。经、文、艺三位一体,构成了汉代美学的主体框架。从汉晋历史看,这一框架并没有因汉王朝的灭亡而失效,而是仍以顺延形式对后世美学形成统摄和纵贯。这项研究意在表明三点看法:一是汉代在中国美学史中的地位必须重估;二是中国美学在两汉与魏晋之间的连续性大于断裂性;三是解决目前美学史研究的偏至有赖于美学史观的调整。

摘要：在现代形态的历史研究中,人们可以拈出种种概念为中国历史定性,但没有哪一个概念像礼乐一样对中国历史形成了既深且巨的影响。人们可以用它界定中国文明、文化、政治、制度的性质,相应把中国文明称为礼乐文明,文化称为礼乐文化,政治制度称为礼乐政治和礼乐制度,但从本质上看,它却奠基于美和艺术。其中,礼主要指人行为的雅化、典礼艺术和礼仪美术,乐指涉诗、乐、舞。礼乐概念是对两种美和艺术形式的综合。以此为背景,美之于传统中国的价值被彰显出来。可以认为,以礼乐为标识的美学传统是中华民族最具奠基性的传统,以尚文为宗旨的礼乐精神构成了民族精神的灵魂。据此,设置一个礼乐美学,有助于申明美学之于中国人文历史的主干地位,并可使中国美学史研究摆脱种种窠臼,变得与国家历史等量齐观起来。

摘要：王国维以西方美学优美和崇高二分为背景,提出了古雅范畴。但百余年来,与他的意境说或境界论相比,这一范畴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从历史看,古雅传统对中国美学史的影响具有纵贯性。尤其中唐以降,它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主要表现在诗文、书画和古器物三个领域。其中,唐人对古雅的推崇主要基于文学、经学之士试图借此重建儒家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宋人的古雅起于以金石证经补史,随之使器物雅赏在宋、元、明三代逐渐强化。清人的古雅则脱不了明末清初心学向实学转向的背景,后经乾嘉朴学、嘉道金石学而进入美学。清朝晚期,金石学进一步泛化为古器物学,器物认知与器物雅赏交相辉映。这一此起彼伏的复古潮流,赋予了时间和历史经验审美价值,使对中华民族人文传统的追忆和复现成为重大美学问题,从而也使古雅成为理解中国中古和近古美学精神的重要概念。

摘要：在《"阐""诠"辨》一文中,张江提出建设当代中国阐释学的构想,这使中国传统有无自身阐释体系成为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本文认为,中国古典阐释学虽然涉及古代经典的方方面面,但以儒家经学为主导。自西汉以降,《易经》被推为群经之首,相应也使河图洛书成为阐释原型。从中国文明史看,河图洛书作为一种诠释模式,既解释历史也被历史解释,具有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中国文明进程则表现为向这一述史模式不断回溯又不断放大其解释边界的过程。据此,抓住了河图洛书,也就抓住了中国古典阐释学体系的关键,同时也可以借此为中国人文科学的整体进展理出一条纵贯的轴线。

摘要：理论的价值往往在于对既有理论形成新的阐释和做出必要的反思。自近代以来,因受德国古典美学和启蒙史观的影响,美学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人之精神自由的解放史。它以审美无利害为基准,将美学研究对象限定在美和艺术之内,尤其体现在黑格尔美学体系中。

摘要：丧礼"禁乐"是周代主导性的制度规范和文化现象,不同于其他典礼中大多礼乐不离的情况。从礼乐相济的角度探讨儒家哲学已蔚为大观,而对丧礼中"有礼无乐"的哲学探讨则付诸阙如。丧礼"禁乐"彰显了儒家既生死有别,又生死一如的"既仁且智"的生死观。同时,它还显明了性情论视域下"乐者乐也"以及从形上层面为其确立根据的"乐从和"的观念。而天地阴阳的宇宙论视域下礼乐在相互对待中的性质差异,则进一步说明了这一文化现象的本质。把握丧礼"禁乐"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哲学内涵,对进一步理解儒家生死观和礼乐的差异关系,有着深刻的意义。

摘要：传统诗教,是以《诗经》为核心并不断向外拓展的教化形式,也是从美育出发并多元敞开的教化形式。它与现代美育因都以陶养情感为基础、以培养完善人格为宗旨和以审美功利为显著特征,从而具有了对接的可能与基础。但蔡元培在建构美育观汲取传统礼乐教化思想时,选择从"六艺"而非从"六经"出发,结果导致对传统诗教美育转化论述的内在化。他从现代文学观念出发重新认识《诗经》,认为《诗经》与现代新诗具有共通性,并将其纳入文学教育体系之中;同时,在"以美育代宗教说"中隐含了美育对传统诗教的承续。由此,传统诗教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受到现代价值原则的洗礼,进而经过定位调整、内容选择和形式拓展,从而以文学美育的形式继续发挥审美教育功能。

摘要：王光祈虽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但既不像新青年那样否定礼,更不像同时代的音乐家青主那样否定乐,却对它们作了现代转化和诠释。其礼乐思想包含三个重要方面:第一,传统礼乐陶铸了中华民族谐和的民族精神;第二,以乐释礼,礼是乐的附带品,是内在谐和生活的外在的节奏,礼彻底乐感化,艺术化了,在美学的视野下重构了传统礼乐的一体性;第三,倡导立足传统礼乐精神,融汇西方的音乐形式和技法,改革传统礼之乐^(②),创制能继续陶铸民族特性的新礼乐,即“国乐”。王光祈虽留学德国研习西方音乐,并系统地将之引入国内,但却深受传统礼乐精神的影响,不仅对礼之乐的现代转化起到奠基作用,更是近现代以来礼的现代性诠释中的重要一环。

摘要：唐宋之间是中国文化的变革期,也是中国书法从"尚法"向"尚意"转变的时期。若要完整理解这一艺术转变的动因和过程,五代是不可阙如的环节。从书法史看,五代十国书家峰起,除杨凝式外,郭忠恕、李鹗、王文秉、韦庄、李煜、徐铉、钱镠、钱俶以及僧人贯休、齐己、彦修、昙域、应之等均以书名世。其中,受禅宗思想影响,这一时代的书僧群体提出"心为书源"的理论,以杨凝式为代表的士人群体则自觉革新书风,为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做了前期准备。同时,杨凝式因书技上习得"二王颜柳"之髓,书道上诠释"书品即人品"的理想价值观,书境中融入禅机理趣,与宋人重视书品、人品以及欲"引禅入书""论艺通禅"开启"尚意"新风的时代诉求高度契合,而备受宋书家的推崇。就此而言,五代既是唐宋书风之变的必要过渡,又是将两者联系为一个整体的节点。

摘要：作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学的奠基人之一,王光祈在救亡图存和"西乐东渐"对中国音乐构成严峻挑战的背景下,提出了"复兴礼乐"和创造国乐的思想。他实则建构了一条传统礼乐向现代国乐演进的路径。该路径是他在现实探索救亡道路失败后受德国音乐普及的影响,继承儒家礼乐思想,运用进化史观念和汲取西方现代音乐理论所形成的现代礼乐观的必然选择。王光祈认为:礼乐之间是"乐主礼附"的关系;礼乐虽注重伦理价值,但音乐资源整理应美善兼重;礼乐在与胡乐碰撞交融过程中处于基础地位;礼乐培养了中华民族的"谐和"特性。因此,他主张创造国乐须发掘礼乐资源、运用西方音乐理论与方法,以传承"谐和"之"礼乐本意"、激发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