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松下踏歌图》绘制于道教圣地巍宝山,被视为18世纪中期彝族打歌之景的图像表达。但从图中40个人物的形态、服饰、叙事上分析,其实为一幅以彝族为主的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歌舞"知识图谱"。该图的产生与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情境相关,与道教圣地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关联。《松下踏歌图》表征以彝族为主的多民族交融与认同,呈现合作、共享的艺术样式,确立为多民族文化对话和多元一体的艺术符号。《松下踏歌图》复制品遍布于各个村寨,应用于乡村面貌的改造与社区文化的塑造之中,作为公共艺术呈现多样的形式与内涵,在实现民族记忆的社会性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松下踏歌图》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代表性艺术作品,有四点价值:社会凝聚的视觉动力,族际关系的维系方式,文化再生产的重要图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艺术路径。《松下踏歌图》的绘画人类学考察揭示了西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现状及普遍性表征价值,映现了当地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认同。

摘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离不开多民族神话、史诗的交流、互鉴。中华史诗艺术传统的发生、发展,在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华史诗艺术传统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世界史诗艺术之林中的一座丰碑。中国史诗艺术研究界拥有足够的本土资源,应该形成跨族际比较诗学研究的自觉意识,推动中华史诗艺术研究的深入发展。彝族史诗绝不是一座封闭的文化孤岛,而是彝族先民与其他兄弟民族共同融合为中华民族的见证。彝族史诗中的“月中有树”神话,可分为“月中不死药”和“月中世界树”两种类型。从此神话的相关母题、异文、源流中,可梳理出其成因:现实经验与本土知识提供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华神话传统中“月中有树”神话的传播或外来神话文本与本土神话文本的交融;彝族史诗歌手的艺术创造力与彝族“月中有树”神话特质的生成。彝族史诗中的“月中有树”神话从以下三个方面发挥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强化中华文化认同;弘扬中华深层生态智慧;“月中不死药”神话还具有传承中华艺术治疗传统的作用。

摘要：12世纪,中国西南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大理国诞生了一幅绘画长卷名作《大理国梵像卷》。500多年后,实现一统的大清皇帝命宫廷画师在藏传佛教僧侣指导下,对《大理国梵像卷》进行分解和临摹,形成《法界源流图》和《蛮王礼佛图》两个摹本。分析《大理国梵像卷》和《法界源流图》(《蛮王礼佛图》已轶)在整体结构和表现细节上的差异可以看到,这一从原作到摹本的“仿制”式艺术重构,由于时空差异、国家思想差异和权力关系差异,实际上已经成为统一国家意志下的政治规训和文化再造事件。两件视觉历史文本,显示了不同时代不同身份在国家思想、图像认知和艺术表现上的微妙差异,透露出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认同的丰富历史信息。

摘要：在回顾学术史的基础上,以我国创世神话、创世史诗中的多民族共同体叙事为智慧基因库,以中国哲学本根论为理论基石,提出一种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理论:多民族本根论。创世神话、创世史诗中的多民族共同体叙事,以语言艺术的形式表达了对多民族本根论的认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象征资源。创世神话、创世史诗中的多民族共同体叙事具有包容性、神圣性、审美性。包容性确保多民族本根论能以一通多,铸牢“本自同根生”“一是本根、多是分枝”的一体化意识;神圣性确保多民族将多民族本根意识奉为精神信仰;审美性则确保多民族本根论形神兼备、气韵生动、情感充沛。创世神话、创世史诗中的多民族共同体叙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言,具有哲学本体论意义、审美意义和战略意义。

摘要：学界对古滇国蟠蛇立虎祭祀柱及相关祭祀仪式的解释,主要有3种假说:祭图腾说、报祭说和祭水神说。在文明延续性的历史语境中考察该祭祀柱的柱体、虎图像和蛇图像这3种符号的文明基因链,可提出一种新的推测:古滇国蟠蛇立虎祭祀柱可能与古西羌族及其后裔的通天信仰、虎崇拜、蛇崇拜密切相关。古西羌族及其后裔的文明基因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象征意涵,但关键符号却展现出显著的历史延续性。古滇国蟠蛇立虎祭祀柱相关符号的历史延续性,是中华文明历史延续性的一个侧面。中华文明历史延续性的研究,通常需要综合考古资料以及多民族的文献资料、田野调查资料,展开互释。

摘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作舞发源于云南省红河县阿扎河乡垤施洛孟一带,集歌、舞、乐于一体,起初由哈尼族、彝族共创。随着族际交往范围的扩大,乐作舞传播到汉族、傣族、瑶族等民族中,是典型的多民族共享的民间舞蹈。文章通过分析多民族共享乐作舞的诗性根基、现实条件及价值逻辑,为民间舞蹈的多民族共享机制研究提供典型个案。多民族在增进乐作舞共同性的同时,又能尊重和包容其差异性,使乐作舞成为沟通多民族的艺术媒介和情感纽带。乐作舞个案经验表明,多民族共享民间舞蹈是多民族一体性身份认同的身体叙事和象征符号,是区域性多民族社会团结互助、和谐共处的重要基础。

摘要：清初宗室诗人与汉族文士在人性、情感、审美需求等方面展开了深层的文学文化交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兼容并蓄、互有交融的人文景观,体现中华多民族文学在精神追求、审美心理、情感方式等方面蕴含的一体性。文章以岳端、博尔都、文昭为研究对象,参考诗文别集、诗话笔记、方志、年谱、序跋等相关资料,对他们在汉族文士圈中的文学文化活动加以考察,呈现他们在文学文化方面的生活状态和交游情景,再现清初满汉文学交融的历史面貌,揭示满汉文学交融的具体特征,进而深化对多民族共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认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术启示。

摘要：藏西地区寺院壁画,特别是11世纪至16世纪的绘画作品,较卫藏地区来说拥有自身的特点,这主要是绘画风格所受异域文化种类的不同而出现的现象,特别是在11世纪时期。因此其与西藏中部、东部相比,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绘画风格。藏西地区后弘期早期(10世纪晚期)修建的第一座皇家寺庙——托林寺,其壁画就反映了这种独特的艺术面貌,它对藏西地区绘画艺术的发展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并且由其可以反映出藏西地区自11世纪至16世纪画风和题材的整体演变过程。本文对托林寺以壁画绘制风格中所包含的文化元素来源进行研究探讨,从而证明以托林寺壁画为代表的藏西地区绘画风格之所以形成,是多种文化融合的产物。

摘要：佛教造像及僧侣着装,素有袒露之风。其源来自南亚传统服饰民俗、本土原生宗教传统和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在空间层面,佛教造像传入中国时,呈现出跨界传播的几大空间脉象,分别有不同在地化的变服从俗;在时间层面,佛教传入中国近两千年的时间里,跨越不同社会政治主导的时代,经历了无数变故;在文化心理层面,佛教还要跨越不同地域及多民族文化传统和观念意识方面的心界,与不同民族、宗教和民间信仰不断互动。佛衣的袒饰与严妆,折射了佛教传入中国时,多民族跨文化交融及演化的某些情形。

摘要：文章以安多地区土族民间信仰中的“二郎神”为对象,针对其在藏传佛教文化中的形象、神职演化现象,结合“佛道并存”这一现象出现的政治原因以及族群文化根源,系统总结安多地区二郎神信仰的多元文化特征,即多元整合的内涵,涉及造型、祭祀方式、供奉体系三个方面,进而诠释安多地区多民族群体对二郎神信仰心理认同所展示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