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代表的替代型人工智能致人损害时应适用产品责任规则,但在产品缺陷判断问题上存在实践难题。究其根源,是传统的缺陷判断理论均建立在设计工艺已高度成熟的工业产品之上,无法匹配以复杂算法为主导的智能产品需要。对智能产品缺陷的判断需立足于新的事实基础,进而完成价值权衡和规范设计。大规模工业生产的风险性使得确保产品安全成为法律治理的首要目标,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之于整体福利提升的意义,促使治理者在管控安全风险的同时需兼顾技术创新价值。生产者过失要素能够妥当表达此种价值判断结论,依循自动驾驶汽车可能致害的具体情境建构生产者的理性设计和全流程警示说明义务,并以义务的违反作为判断产品缺陷的指针,是认定替代型人工智能产品缺陷的可行路径。

摘要：数字经济下,数据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拥有大量数据的支配企业却往往拒绝其他经营者对数据的访问,意图垄断数据资源。竞争法有必要通过必需设施规则,对支配企业拒绝访问的行为予以规制,实现数据开放,促进数据资源的流通、利用。结合必需设施规则的发展历程,必需设施规则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适用需要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这些条件包括:在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前提条件下,首先数据需要构成必需设施,即数据是经营者参与市场竞争所必不可少的;其次,支配企业拒绝数据访问的行为所产生的消极效果明显大于积极效果;最后,支配企业拒绝数据访问不存在合理的理由。满足了上述条件后,支配企业才需要承担允许数据访问的义务。在此基础上,竞争法需要针对数据访问的具体要求以及其可能与个人数据保护法、知识产权法之间的关系进行细化,以使数据访问在实践中更具有操作性。具体而言,竞争法对数据访问的要求主要有三点:其一,其他经营者对数据的访问应当是公平的;其二,其他经营者对数据的访问应当是现实可行的;其三,其他经营者对数据进行访问需要支付合理的费用。在竞争法与个人数据保护法之间的关系上,一方面,个人数据保护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他经营者对数据的访问;另一方面,个人数据保护法与竞争法在价值上存在着统一性。在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之间的关系上,大多数情况下,支配企业拒绝其他经营者对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数据的访问的行为是合法的,但是支配企业也需注意在合理的范围内行使权利,不得滥用知识产权限制数据访问的实施。在数字经济时代,我国有必要在反垄断法规范体系中纳入必需设施规则,同时在相关的法律规范和指南中对数据访问的具体内容进行设计,加强与个人数据保护、知识产权等相关法律规范的协调,实现数据访问的本土化建构,促进市场竞争,挖掘数据的巨大价值。

摘要：本文运用机制设计理论研究风险规避的机构投资者异质预期下IPO配售策略。研究表明:在承销商具有自主配售权的条件下,存在一个门槛值,当所有机构投资者揭示的私人信息小于这一门槛值时,将不能获配,新股全部配售给散户投资者;当机构投资者揭示的私人信息大于这一门槛值时,机构投资者获配的数量随私人信息的增强即报价的提高而增加,具体配售数量为满足特定方程的解。同时发现当机构投资者同质预期时,门槛值大于异质预期下的门槛值,说明承销商通过提高获配门槛值对机构投资者合谋进行惩罚,配售方案为机构投资者之间同比例配售。最后,结合中国新股发行实践,分析了IPO配售策略的适用性,说明了自主配售权受限的缺点。

摘要：可计算的法律发展道路是以计算机作为工具的背景下,对法律的运行机制进行符号化抽象并设计可以自动执行的法律智能系统,以此来推动法律的发展。在法律发展路径上,需要理解计算范式转型是一种普遍趋势,法律本身具有很强的可计算性,可计算法律的发展过程具有阶段性;可计算法律的实现方法主要有三大类,包括规则推理建模、数据推理建模和规则+数据融合推理建模。为了实现可计算的法律发展道路,法学研究需要开展可复用的法律知识工程,构建可高效处理的法律数据集,法学教育需要培养具有计算思维的法律人才。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大规模的流动、聚合和分析带来了新的风险与挑战,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范式已经不足以应对,维护数据安全亟需范式革新。应该建立以数据风险管控为中心的数据安全范式:除了包括传统数据自身安全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还要确保数据利用安全的可控性和正当性。对于数据安全立法而言,要从国家安全高度进行数据安全法制体系化设计,以风险管控为中心构建数据安全保护制度体系,以重要数据安全为核心管控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特别是在制度建构上,应该以重要数据为抓手构建国家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包括明确重要数据的识别认定制度、规定重要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保护义务、将重要数据安全审查纳入网络安全审查以及建立重要数据出境管制制度。

摘要：随着人们对物的消费由"功能"到"意义"的消费价值观转变,广告从着重讲述商品功效转换为创设商品的符号意义,这一变化为认定虚假广告制造了新的障碍。从符号叙述学视角来看,此种人为创造的意义指向实际上已脱离了真假的界线,不再为《广告法》中"虚假广告"的范畴所涵盖。因此,《广告法》宜对"功效型广告"和"意义型广告"进行区分,对前者应着重审查商品功能是否与广告宣称相一致,对后者应重点关注广告背后隐含的价值理念。

摘要：合规管理是推动企业法治建设、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要政策工具,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文章采用了政策计量的分析方法,以66份相关政策为研究对象,聚焦政策外部属性(数量、主体、形式、引用)和内容特征(主题词),采取文献计量、社会网络、统计聚类等方法对政策重点和特点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企业合规管理政策具有从个别领域合规管理向全面合规管理演进、从零散性政策内容向系统性政策内容演进、从一般性政策内容向具体化政策内容演进、从指导性政策内容向强制性政策内容演进的规律;我国企业合规管理政策正在逐步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包括相对清晰的政策主体、全面合规管理的方法体系和10个重点局部合规管理领域,并推动企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未来企业合规管理政策应在完善政策设计、优化政策结构、提升政策效力等方面持续推进。

摘要：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将假药犯罪修改为抽象危险犯。司法实践中普遍打击形式假药的做法引发公众的广泛质疑。既有研究中的认定假药标准的实质化观点从公众朴素的正义感出发,主张在法律适用中以法益侵害说为解释原则,目的性地区分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将形式假药排除出刑法处罚的范围。实质化观点无视立法者作出的价值判断,其具体逻辑陷入了诸多理论误区。走出该误区的关键,在于对抽象危险犯本质的重新认识:抽象危险犯所侵害的不是法益的存在本身或其价值完整性,而是法益主体对法益进行支配的安全性。刑法将生产、销售假药罪设计为抽象危险犯,旨在通过保障公众安心用药的制度性条件,更为周延地保护其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个人法益。我国《药品管理法》的修改并未改变假药犯罪的抽象危险犯属性,只是将抽象危险的判断标准由"违反批准"改为"违反标准"。对抽象危险的判断应当采取事前视角,只要行为人的生产、销售行为可能动摇公众用药的安全性,就应当纳入刑法处罚的范围。与此同时,应从危险领域与危险来源两个方面对假药的抽象危险犯进行限定解释,以避免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张。

摘要：数字经济安全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西方理论界将数字经济安全划分为数字基础设施安全、数字技术供应链安全、数字产业安全、产业数字安全和数字社会稳定五个维度,各维度之间呈现核心—外围的分层结构。基于中国的实证调查识别出我国数字经济安全主要包括关键核心数字技术安全、数字安全、数字产业安全、产业数字安全和数字经济生态环境五大维度。其中,关键核心数字技术安全包括数字技术设计、制造和供应安全等特征,数字安全表现出数据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特征,数字产业安全包括数字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数字产业竞争力、平台企业垄断、数字产品价格歧视等特征,产业数字安全提取出数字金融安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农业建设等特征,数字经济生态环境提取出数字基建环境、数字市场环境、数字制度环境、数字社会环境等特征。据此构建数字经济安全的分层模型,其中关键核心数字技术安全和数字安全位于核心层,构成整个模型架构的基座;数字产业安全和产业数字安全位于应用层;数字经济生态环境居于外围层。核心层安全主导并控制外围层安全,表现出分布式和互联的结构;外围层安全对核心层安全提供补充。两者具有相互依赖的非对称关系。

摘要：在金融混业经营背景下,随着宏观审慎监管从理念演绎到监管实施的推进,中国金融领域的跨组织、跨市场和跨境整合不断变革与融合,传统保险监管面临着新的挑战,其监管指标框架需要更进一步探索和深化。文章在对我国保险监管目标深入研判的基础上,尝试构建我国保险宏观审慎监管指标体系,并结合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部门相关经验数据,运用熵权法编制中国保险系统性风险宏观审慎监管指数。文章主要得出如下结论:构建我国以系统性风险治理为对象的保险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总体上应涵盖政府监管层面、企业内控层面以及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层面在内的"三个层面的治理",最终实现总体审慎方法与个体审慎方法相结合的"两种方法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