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村的生态化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领域,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之一。尽管乡村振兴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都已构建了初步的顶层设计,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与协同机制尚未明晰。通过回归政策文本,二者在抽象内涵上为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在实体制度上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探究其协同机制面临的主体、基础、制度供给方面之困境,必须通过法律机制的构建来突破。应在宏观战略指引下,结合乡村地区的具体现状,通过法律识别协同基础、法律完善协同路径,并通过法律规范确立协同的保障机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摘要：作为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政策手段,碳排放权交易在实现碳减排目标的同时,也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起到了促进作用。通过匹配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重点控排企业数据与2010—2019年上市公司专利数据,首先运用多期PSM-DID方法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采用全样本多期DID、反事实、安慰剂、改变时间窗宽、Tobit模型等方法检验结论的稳健性。然后手工搜集试点地区重点控排企业具体的配额分配方法数据,并基于企业层面的配额分配方法考察不同的配额分配方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最后,将企业按早期绿色创新水平和规模大小分组,检验配额分配方法对不同组别企业绿色创新活动激励的异质性。实证结果显示:(1)碳排放权交易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2)基准法相对于历史法,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更强。(3)历史法会削弱早期绿色创新水平较高的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动力,产生"鞭打快牛"的效应;而基准法则更有利于激励早期绿色创新积累较多的企业从事绿色创新活动,产生"激励先进"的效应。基准法分配还更有利于激励规模较大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果受其核心制度设计——配额分配方法的影响,且对于不同特征的企业而言,其受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基于此,应充分结合各行业、企业特征,权衡不同配额分配方法的优势与短板,建立科学合理、奖惩分明、兼具公平与效率的配额分配制度,强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进而充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摘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绿色技术创新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和重要推力,剖析并识别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中国实现经济绿色转型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根据“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整理了城市层面的绿色专利申请数量,以此作为衡量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指标,然后分析了智慧城市建设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机制,最后将中国智慧城市试点视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2003—2018年的城市面板数据,从“量”和“质”两个维度,实证检验了智慧城市建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效应、作用机制以及技术领域异质性。结果表明:①智慧城市建设显著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量质齐升”,该结论在经过替换被解释变量、剔除弱内生性样本和PSM-DID等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且这种激励效应呈现出逐年递增的特征。②智慧城市建设通过信息支撑效应、规模集聚效应和资金配置效应促进绿色技术创新“量”和“质”的提升,但人力配置效应的作用渠道并未畅通。③智慧城市建设对替代能源生产类、交通类、能源节约类、废弃物管理类和行政监管与设计类的绿色技术创新“量”与“质”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但并未显著促进农林类和核能类的绿色技术创新。据此认为:未来应牢筑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底线,以智慧和绿色相结合的理念释放新型基础设施的创新红利;以提质增效为核心目标,强化新型基础设施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抓手;统筹兼顾传统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形成多领域间协同互补的绿色创新格局。

摘要：城市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载体,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和重心所在。本文聚焦于2004—2019年黄河流域77个地级以上城市高质量发展,使用熵值法测算出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基于条件收敛方程采用动态面板回归方法考察其收敛性。实证的主要结论为: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整体呈U型变动特征,发展的生态成果是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短板;黄河流域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格局呈现“下中上”的反向梯形结构特征,即下游中心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最高,中游次之,上游最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带来的外溢效应以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全局性影响,使得黄河流域上游城市与中下游城市的经济发展环境更为相似,促进了全流域条件收敛;政府干预能够有效提升上游城市高质量发展速度,但对中下游城市却有不显著的负面影响。最后指出,推动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需要因地制宜,中下游城市侧重于提升创新能力和发展活力;上游城市需加大环境规制和保护力度,进而在顶层设计上借助转移支付推动其高质量发展。

摘要：地方环境政策创新可以为丰富国家环境政策工具箱提供重要的实验与案例。然而,在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双重压力下,一项创新的地方环境政策可能在不同地区产生差异化的政策效果。因此,为促进地方环境政策创新的有效扩散与推广,需对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实证评估:环境政策效果的可复制性、不同政策扩散模式下的政策效果特征、不同扩散模式下的规制对象差异。为此,本文利用河长制政策在长三角地区的扩散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实证评估,并采用中国工业企业环境统计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设计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效应识别。研究结果发现:①在政策扩散过程中,河长制的污染治理效果在由上级政府主导推广的"向上扩散"地区得到了成功复制,但在地方政府主动模仿的"平行扩散"地区并不明显。②河长制在"向上扩散"地区和在"自发首创"地区类似,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产出而非增强废水处理能力来实现减排效果;但在"平行扩散"地区既不会降低企业产出,也不能产生减排效应。③河长制在"平行扩散"地区对不同规制对象的异质性效果更明显,显著降低了大企业的水污染排放,对排放规模大的行业规制略松,并能增加其产出从而补偿一部分政策带来的经济损失。

摘要：征收环境税,使得企业承担更多的环境成本,是否具有创新效应以实现降低环境成本和生产成本的个体福利和减少排放的社会福利?以2012~2015年中国沪深A股的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环境税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即环境税是否具有创新红利。研究发现:环境税有效地提高企业创新投入但存在门槛效应,即当环境税小于门槛值17.250时,环境税并不能有效地提高企业创新投入;当环境税达到门槛值17.250后,环境税才能够显著地提高企业创新投入。同时,中国目前约90%工业上市公司未达到门槛值17.250。因此,采用环境保护费改税,稳步提高环境税税率等方式提高环境税税负,有助于增强中国创新能力和减排的社会福利。

摘要：中央对地方的环境执法监督是中国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环保约谈这一准自然事件出发,以合法性理论和震慑理论为基础,考察了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环境执法监督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即与未被环保约谈地区企业相比,环保约谈显著地促进了被约谈地区企业的绿色转型;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正向影响主要发生在被环保约谈的下一年。拓展性检验与分析后发现,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渠道探索后发现,环境执法监督通过降低企业运营效率、提高企业环境成本、提高环保处罚力度,进而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研究结论揭示了环境执法监督的长期经济后果,为完善中国生态环境督察体系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摘要：根据环境政策分析与评估的一般模式,笔者对我国污水排污费政策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与评估。结果表明:污水排污费政策筹集污染治理资金、调节污染者行为、改善水环境质量的功能并未完全实现;污水排污费政策没有明确水环境质量不退化的政策目标;目前以行政事业性收费为主要特征的污水排污费已经偏离了以庇古税原理为理论依据的真正定位;污水排污费政策自身设计没有遵循污染者付费原则;排污费费率"一刀切"的管理体制导致不公平、不合理和低效率;污水排污费相关信息不对称,资金机制违背污染者付费原则,过多的监督核查手段导致政策成本过高。根据以上主要结论,同时结合环境保护税即将开征的现实国情,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明确水环境质量不退化的保护目标;明确环境保护税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污染者付费原则;决策权下放到地方,分区域、分行业制定税率;实施规范的排污许可证制度,确保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数据准确无误。

摘要：研究退休再就业对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影响对积极应对老龄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研究老年人退休再就业对其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退休再就业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均无明显负面影响,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能力,但这种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自愿参与劳动并且财务状况良好的老年群体身上,对财务状况较差即迫于生计再就业的老年人则有负面作用。研究结论表明,鼓励老年人退休再就业不会对老年群体总体健康状况造成负面影响,但是应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的异质性,通过弹性化设计确保“干得动”的老年人有机会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干不动”的老年人能得到相应保障。

摘要：在欧盟环境法中至少可以观察到较弱、较强和最强三个版本的风险预防原则。我国《环境保护法》没有明文规定风险预防原则。从损害风险区分、环境风险规制和公民环境权利视角看,我国未来环境法典有必要确立风险预防原则条款。《瑞典环境法典》不仅在注意义务一般原则中规定了风险预防原则,而且在生产经营者具体义务条款中规定了采取风险预防措施的法律义务。《爱沙尼亚环境法典总则》不仅在环境保护的原则中明文规定了风险预防原则,而且在生产经营者一般义务条款中规定了采取风险预防措施的法律义务。我国未来环境法典可以在法律原则条款中确立一种更具包容性的风险预防原则,并且在生产经营者一般义务条款或具体义务条款中规定采取风险预防措施的法律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