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文基于2014年"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我国2011—2017年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动态演变过程,并基于风险容忍的视角分析具体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短期来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投入;长期来看也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在进一步分析该影响的动态演变过程后,研究发现,自2014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的边际动态影响整体呈逐年递增趋势。在控制行业因素和企业个体固定效应的影响后,结论保持不变。最后,论文基于风险容忍的视角,将东道国和企业因素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分析框架中。研究发现不同的宗教文化影响了东道国风险容忍度,伊斯兰宗教文化更加偏好金融风险规避,其风险容忍度较低,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产生显著差异;而多元化的经营战略决策提高了企业风险容忍度,更有利于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促进作用。本文不仅肯定了"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还拓展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如何以经济合作促进创新发展、进一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借鉴。

摘要：高质量内部控制水平能够抑制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然而其抑制真实盈余管理的效果则莫衷一是,其中主观能动性因素的忽视可能是关键瘀点。我们提出"内部控制意愿"的概念,使用基于Python文本分析与机器学习的方法作为计量基础,检验其对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和两类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内部控制意愿对内部控制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内部控制意愿能够约束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但无法显著影响应计盈余管理活动。第三,内部控制意愿在内部控制水平和应计盈余管理的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即企业持有积极内部控制意愿且达到高水平内部控制,能够显著提升对应计盈余管理的约束作用。我们发现了主观能动性因素在企业内部控制构建与执行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建议企业董事会、外部监管部门重视内部控制意愿的培育。

摘要：董事会是企业创新活动的引领者,亦是研发资金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领导者。本文运用2011—2018年度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披露的研发活动和董事会成员相关数据,探索董事会“内部控制专业胜任能力”对企业研发资金管控行为和管控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1)董事会内部控制专业胜任能力愈强,企业研发资金管控行为愈自信,包括管控方式自信、投入力度自信。(2)董事会内部控制专业胜任能力的正向变动,同样正向影响企业研发资金管控行为的自信程度。(3)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会内部控制专业胜任能力愈强,企业研发投入增长更快,研发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均增长更快。本研究建议监管部门出台利好政策、企业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完善激励机制,引导和培育公司所有董事会成员提升“内部控制专业胜任能力”,以期更好地在企业研发资金管控中履职尽责。

摘要：企业开展内部控制构建与执行工作,通常包括内部控制制度设立、信息系统构建、业务流程层面执行、内控评价以及内控审计等诸多环节,企业实施高效的内控制度可以通过降低资本成本进而提升企业的EVA(经济附加值)绩效。基于A股主板企业2011—2018年度内部控制及财务数据来检验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同常规绩效评价、资本成本、EVA绩效评价结果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施行内部控制制度,达到高水平内部控制对企业多维度绩效结果均表现出提升作用;企业高水平内部控制对资本成本具有降低作用,包括股权资本成本率和债务资本成本率均显著降低;企业高水平内部控制制度可以通过降低企业资本成本提升企业的EVA绩效评价水平。由于资本成本在企业的内部控制和EVA绩效评价过程中扮演着中介的角色,企业使用EVA绩效评价方法时应特别关注内部控制对资本成本的抑制作用。

摘要：本文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OFDI显著提升了沿线国家社会福利水平,且这一效应主要通过促进其经济增长实现。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沿线国家制度环境影响中国OFDI的经济溢出效应及其社会福利转化效果。受制于沿线国家金融发展水平,中国OFDI的经济溢出效应有限,且表现出"制度接近"特征。同时,沿线国家不同的文化特征对中国OFDI经济溢出效应的社会福利转化效果存在差异。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化,沿线国家金融开放的进程加快,跨境资本流动变得更加频繁,同时波动加剧。选取包括中国在内的28个沿线国家1980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的季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对资本极端波动进行识别与分类,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资本极端波动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利用cloglog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金融开放对跨境资本极端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开放程度会显著增加跨境资本的极端波动,即发生资本激增与资本外逃的可能性,并且金融开放对资本极端波动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与金融发展水平的分组之间存在差异。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由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两类资本波动所主导的极端波动与金融开放水平显著正相关。

摘要：本文通过构建汇率风险溢出网络刻画了“一带一路”国家汇率风险溢出关系,并结合网络结构特征探讨了汇率风险溢出的影响机制以及如何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结果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沿线国家整体汇率风险溢出水平提高,发达经济体在网络中扮演风险溢出角色,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风险溢出水平有所上升,应警惕其成为我国外部风险的重要来源。进一步分析网络社群结构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社群内部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整体汇率风险溢出相应增加,而边际风险溢出相对降低;一国可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推动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弱化外部风险冲击。本文为整体把握“一带一路”外汇市场格局、防范汇率风险传导提供了参考。

摘要：本文从企业产能利用率视角考察了产业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探讨了产业政策扶持与企业正规金融融资间的关系,分析了基于产业政策扶持的信贷支持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性。研究结论表明:产业政策对企业正规金融融资具有重要影响。相对于未受到产业政策扶持的企业,受到产业政策扶持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正规金融融资。然而,这种基于产业政策扶持的信贷支持会降低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进一步分析表明,基于产业政策扶持的信贷支持所进行资源配置的效率相对低下问题,在受到产业政策重点扶持的企业、国有企业、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而市场化程度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摘要：产业政策是国家进行市场调控的重要手段,对宏观经济发展和微观企业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文章从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两个层面系统性的梳理了国家产业政策的经济后果。在宏观经济后果方面,现有文献主要有产业政策“有用观”和产业政策“有害观”两种对立看法;在微观企业方面,现有文献主要围绕着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决策、融资决策和创新决策的影响开展。在此基础上,文章总结归纳了现有产业政策经济后果相关文献的优点和不足,并指出了后续研究的方向。文章拓展了产业政策经济后果的理论范畴,为学术界和实务界深入探索产业政策的经济后果提供了参考依据,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摘要：理性经济人假设是现代金融理论的重要基石,但是并不能完全解释现实经济生活的"未解之谜"。作为公司决策主体,管理者的风险偏好、过度自信、认知偏差、过度乐观、短视和保守主义等非理性行为会对公司经营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系统性的梳理管理者非理性行为所导致的经济后果,为拓展现代金融理论提供有益的分析框架。基于行为金融理论和高阶梯队理论,文章重点分析了管理者非理性行为对投资、融资、并购、战略等决策的影响,总结归纳了现有研究的特点与不足,为后续研究指引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