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2006—2013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用熵指数法测度技术多样化,以专利数量衡量创新数量,以专利前向引用衡量创新质量,研究了企业相关和不相关技术多样化对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关技术多样化对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具有“倒U”型影响,不相关技术多样化对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具有正向影响;相关和不相关技术多样化之间的平衡弱化了相关技术多样化对创新数量的“倒U”型影响,增强了不相关技术多样化对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正向影响;相关和不相关技术多样化通过吸收知识溢出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我们的结论经多种检验都比较稳健,为企业通过技术多样化提升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

摘要：新时代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势在必行,各地区持续推进的信息化建设对区域创新绩效有何影响?基于2003-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调节路径分析方法,从非线性视角实证检验了信息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以及通过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研究发现,信息化分别与区域创新绩效和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随着区域信息化密度的提高,信息化对区域创新绩效和人力资本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趋势;人力资本在信息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着非线性中介作用。研究结论表明,在利用信息化助力创新型国家建设时应该因势利导、扬长避短。

摘要：信息化对于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异质性和非线性视角,利用中国2003-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分析信息化投资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信息化投资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在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技术市场和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水平较高,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较小的地区,这种作用更加明显;2006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实施之后,信息化引致的创新溢出效应显著增强;信息化投资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不仅没有呈现明显的边际递减效应反而表现出显著的网络效应,即当网络用户规模超过24.19%的临界值时,信息化投资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为强劲。

摘要：在拓展BMM模型的基础上,本文采用2000—2013年中国细分投入产出表、海关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测度了中国企业在GVC中的嵌入位置,实证检验了企业GVC位置攀升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GVC位置攀升会提高企业生产率和垄断度,从而增大出口价格的汇率弹性,减小出口量的汇率弹性,且这些影响在长期内更加显著;在人民币贬值期,相对于下游企业的“随波逐流”,上游企业更倾向于“逆流而上”,通过提高其离岸出口价格稳定出口量,这一现象在汇率波动剧烈期和非外资企业中尤为明显。通过将企业GVC位置变动进行产业间和产业内分解,本文进一步发现中国企业提高汇率波动的应对能力主要依靠产业升级效应,而非产品结构效应。

摘要：采用2004—2018年中国企业绿地投资和跨境并购数据,通过拓展Richardson(2006)模型和传统单边随机前沿模型,实现了企业层面的海外投资效率测算。在此基础上,检验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率的影响,并运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进一步讨论融资约束与政府补贴二者的净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随着融资约束的增强而加剧;政府补贴可以部分缓解融资约束对海外投资效率的抑制作用,但是海外投资依然低于最优水平,即二者的净效应依然为负;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在非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其海外投资效率变动更易受到融资约束水平的约束,而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在非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其所获政府补贴产生的缓解作用更胜一筹。

摘要：通过搜集2012—2016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海外董事信息,使用国泰安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考察了海外背景董事对企业出口数量和出口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海外背景董事的“增量”作用显著优于“提质”作用,即海外背景董事的比例越高,越能显著提高出口强度;海外背景董事对出口质量的影响呈“U”形分布,即海外背景董事的比例只有达到一定比例之后,对出口质量提升的作用才能从负向转向正向,且影响系数远远小于出口强度。进一步基于异质性分组研究结果还表明:海外背景董事在提高外资企业的出口强度和民营企业的出口质量方面更为有效;与海外学习背景的董事相比,具有海外工作经历的董事对“增量”和“提质”的促进作用要更胜一筹;相较于高文化差异国家,来自低文化差异国家的海外背景董事在提高出口强度与出口质量方面作用要更为积极。这一研究结论彰显出公司治理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并为企业引进海外人才和制定培育出口竞争力战略提供参考。

摘要：本文以"汇率不相关之谜"为切入点,在拓展Johnson(2018)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中国企业GVC位置变动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GVC位置的不断攀升会通过"溢出效应"和"瀑布效应"削弱汇率传递效应,进而导致"汇率不相关之谜"的发生。GVC位置可分解为基础位置和价值链长度位置,后者不仅对汇率传递效应发挥主导作用,而且在分解为简单GVC和复杂GVC后可以发现,复杂GVC中企业的汇率传递效应更小。在本币贬值期,GVC上游企业和复杂GVC中非外资企业的汇率传递效应更加不完全,容易导致"汇率不相关之谜"的发生。

摘要：本文建立理论模型,基于2017—2020年HS6位编码细分产品月度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分析了美国政府加征关税对中国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加征关税降低了中国对美出口的产品质量,美国关税每提高1%,中国对美出口产品质量下降约0.56%;异质性分析显示,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输美消费品、高技术行业产品、出口竞争力较弱和质量较低产品质量的负向影响更大;美国的拟加征关税产品清单也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是相对于实际加征关税而言影响较小;中国产品的出口流向及路径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对东盟国家出口的产品质量显著提高,但对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产品质量没有变化。

摘要：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与海关进口机器人数据等,考察了机器人对低技能劳动力跨市流出的影响机制,并讨论了低技能劳动力的行业和区位流向。结果表明,机器人减少了第二产业就业岗位数,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了替代效应,显著增加了低技能劳动力跨市流出的概率;行业转移层面,机器人增加了45岁及以下低技能劳动力流入服务业和45岁以上低技能劳动力流入农林牧渔业的概率;城市转移层面,机器人增加了低技能劳动力流入本市服务业和跨市流入一线城市服务业的概率;区域转移层面,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低技能劳动力在东部流动,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低技能劳动力出现了流入西部的趋势。这些研究结论对于深入把握机器人对劳动力就业转移的影响、制定合理的机器人产业政策及人口流动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摘要：为了培育创新企业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关村于2003年率先推出“瞪羚计划”,随后各个地市迅速跟进。对地方政府而言,发展瞪羚企业的目的,一是推动企业发展,二是增加税收和促进就业。那么瞪羚企业认定政策的实施能否实现这些目标?基于2005-2018年新三板企业的数据,利用PSM-DID方法,以企业资产收益率和经营现金流衡量企业的绩效,以企业的税收贡献和就业贡献衡量其社会贡献,研究瞪羚企业认定对企业绩效及其社会贡献的影响发现:第一,瞪羚企业认定总体上提升了企业的绩效。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瞪羚企业认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创新质量改善了企业绩效,但是会刺激企业进行寻租,从而会降低企业绩效。第二,瞪羚企业认定总体上提高了企业的税收贡献和就业贡献。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瞪羚企业认定通过规模效应和效率效应提高了企业的税收贡献,通过规模效应增加了企业的就业贡献,但通过效率效应降低了企业的就业贡献。第三,提高市场化水平能够增强瞪羚企业认定对企业绩效及其社会贡献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