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长退休年龄是近期的社会热点问题,虽然改革方向已经确定,但存在巨大争议。目前,女性按照干部和工人不同分为两种退休年龄,但均低于男性。社会上存在延长女性退休年龄,与男性拉平的呼声。国家已出台政策,把机关事业单位县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年龄延长至60岁。同时,社会上也存在反对拉平男女退休年龄的声音。为什么存在这种分歧?拉平男女退休年龄是对女性的保护吗?为什么是处级女干部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率先拉平了男女退休年龄?本文利用2012年某市企业薪酬调查数据,从不同群体在职各年龄段收入变化情况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企业中担任管理和专业技术职务的女性、高学历女性,随年龄增长收入增长较快,而普通工人和低学历女性,随年龄增长收入基本没有增长,不同群体女性各年龄段收入变化差异对拉平男女退休年龄问题有重要的影响。在制定延长退休年龄的社会政策时,特别是在拉平男女退休年龄时,应在充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基础上,对此问题进行认真的考量。

摘要：自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日益重视社会政策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经历了一段社会保障政策快速扩张的时期,大量新的社会保障政策不断涌现。然而,社会保障政策的扩展和财政投入的增加并没有充分转化为人民的福祉,公众对社会保障政策的获得感并不强。产生这一反差的原因在于社会保障治理能力没有适应社会保障政策的快速发展。为此,有必要从政策制定与执行间协调、职能部门间协调、职能部门政策执行力、社会保障统筹层次、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干扰和社会保障治理理念等维度阐释社会保障治理能力不足的具体表现。有效的社会保障政策执行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社会保障治理能力,中国社会保障政策实践亟需迈向以社会保障为导向的公共行政,进而推进社会保障治理能力现代化。

摘要：在新公共管理的推动下,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已经成为转变政府职能、激发社会活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一项重要工作。作为一种社会创新,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实践的发展也提出社会服务的管理问题。基于社会服务管理研究的管理主义与专业主义理论,分析研究G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服务购买过程及其相应的服务管理过程,发现G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社会服务管理呈现一种强管理主义与弱专业主义相混合的状态。在这种不均衡的混合状态下,社会服务管理的各个环节都存在管理主义与专业主义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为了减少社会服务管理中的管理主义与专业主义之间的冲突,可以采取提高专业社工在服务管理各环节中的参与度与话语权、增强服务管理人员对社工专业知识的掌握、提高服务对象在社会服务评估的角色、兼顾服务评估的量化指标以及人文关怀等措施。

摘要：福利分层影响社会政策的再分配效应,是分析社会福利体系演化的工具。它具有法团主义福利制度式的“分层效应”和发展主义福利制度下社会安全网络建设的“内外现象”两种表现形态。新中国福利制度的发展起始于“社会身份本位”的劳动保险制度,受“政治分层”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形成社会福利的“内外现象”和福利分层。经过“发展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背景下的政策发展,现有社会福利体系的福利分层变得更为复杂。碎片化的社会保险领域体现法团主义式的“分层效应”,不充分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则体现发展主义式的“内外现象”。“社会中国”的建设既要缓解社会保险领域的“分层效应”,也要克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内外现象”。一方面要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另一方面要把基本公共服务从其与其他制度的捆绑中分离出来,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

摘要：基于广东省2017年福利态度调查数据发现,当前广东省民众收入不平等感知较强,但同时幸福感普遍较高。论文试图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进而对收入不平等感知与幸福感关系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收入不平等感知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民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预期对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高不平等感知与高幸福感共存是由于当前民众对未来生活预期较好,预期对收入不平等感知具有缓冲效应。但从长期来看,收入不平等感知强烈必然会导致人们幸福感的下降。为了实现民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提高民众的幸福感,论文建议通过完善社会政策体系,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逐步减少不平等。

摘要：社会政策的创新与扩散是一个涉及面广、利益主体多元的政治过程。本文以三明医改试验为案例,研究中国社会政策(以卫生政策为代表)的扩散过程。研究发现,多种因素的复杂互动推动了三明经验的扩散。这些因素包括:卫生政策领域各级政府中的政策行动者,致力于卫生事业改革的政策企业家、由政策问题与各级政策行动者交织而成的特定的政策情景,以及权力集中而财政分散的单一制政体。这些因素可以构成分析中国社会政策扩散的府际关系视角。没有来自地方财政的压力和主要领导人的决心,三明市政府不会对卫生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革命性变革;没有以詹积富为代表的政策企业家的坚持和努力,三明医改试验难以持续并取得成效;没有因中央政府的医改创新焦虑和医改试点城市的创新滞后而形成的特定政策情景,三明医改实践得不到媒体和学者的关注;没有来自财政部对医保基金收不抵支的强烈关注,三明医改经验得不到全国的扩散。三明医改经验的扩散表明,在中国单一制政体和分割的权威体系下,特有的府际、部门间博弈可以为政策扩散创造条件。

摘要：当代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肇始于"国家主义"的劳动保险制度,具有明显的"社会身份本位"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范式经历了从"发展主义"到新世纪社会政策的转型和变革,"人类需要本位"的要素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社会政策范式演进的重要基础。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福利的供给内容和覆盖范围得到了不断扩展,但仍然存在着福利制度碎片化、福利受益群体之间待遇殊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现实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政策发展进入新时代,民生导向得到进一步强化,并且随着精准扶贫、健康中国等重大民生战略的推行,社会政策开始在反贫困、健康等领域实现重点突破,社会政策的覆盖群体和保障水平进一步扩展和提升。

摘要：基于2017年广州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公众态度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参保者的职工养老保险满意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参保者对职工养老保险的满意水平接近比较满意的状态,其中,在职职工的养老保险满意度显著高于退休人员,而感知质量是影响两大群体参保满意度差异的关键要素。此外,制度了解度与感知价值对参保者满意度均有显著正向的促进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文章从提高制度了解度、经办质量和待遇水平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摘要：治理研究的核心是要确定和解释不同治理模式的制度特征及效果差异性。本文聚焦特大型城市中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领域的制度安排,以上海、广州、香港为例,界定了这一社会治理领域的3种模式:项目制、单位制、混合制。以项目制为特点的上海社区公益购买服务计划以具体的项目作为购买服务的标的,由社会组织竞标承接特定的服务项目,该模式可以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专业的有针对性的服务。以单位制为特点的广州社区公共服务是以在各个街道设立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基本做法,这一模式努力提供基础性的公共服务,对社会组织设有较高门槛,为获得支持的社会组织提供持续性支持,唯社会组织发展缺乏专业分化。以混合制为特征的香港模式针对不同人群设立了提供基础性服务的中心,也针对特定需要设立了项目,提供了较全面的专业服务,较好地促进了社会组织发展。

摘要：政府购买服务的具体模式和实践受制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体的政府购买服务能够展示出来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关系?是否为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新的因素?政府决定跟什么样的私人或社会组织合作,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出来国家社会关系的传统的或新有的模式。传统上认为,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由"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主导。论文以上海市政府购买服务作为具体案例,研究发现:第一,虽然政府是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但仍然有一定比例的事业单位承接了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非事业单位的社会组织有相当比例是由政府和事业单位成立的;传统的国家社会关系在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表现明显。第二,民间人士成立的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服务中占据一定的比例,它们参与体现了竞争性的发展模式,民间人士成立的社会组织甚至比更具官方色彩的其他组织在获得政府项目上更具显著优势。论文认为政府购买服务带来了混合性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既延续了传统的大政府模式,也带来新的竞争性的社会组织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