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宋笔记、文集屡屡表彰下层士人画家,元修画史却大量失载,使之成为历史低音。晚宋下层士人习画为业,既因科举艰蹇、士风丕变带来士人多元转型,又因士庶生活需要和礼代文人画家,画家生涯成为失落士人的准职业选择。下层士人表现出有别于士大夫的主体意识、画学资源和文人图示,为理解宋元绘画文人化进程提供陌生而有益的历史片段。

摘要：明代中期之后,随着书画消费的逐渐盛行,书画家的书画应酬渐至频繁。董其昌通过婉拒、拖延、旧作以应、印制专门名帖、选择字体等策略,以及雇人代笔等方式以应时需,亦激发了书画伪作现象丛生。书画应酬虽然会影响艺术创作的形式与内容,但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董其昌书画作品的保值、增值空间和可获利性也得到不断提升,代笔创作这种新型书画商业模式形成,书画代笔者群体增多,书画逐渐具备“炫耀性商品”的特性。

摘要：六朝时,绘画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开始兴盛,对画家的品评也逐渐丰富。顾恺之与陆探微具有间接的师承关系,画史中以多种文本、不同角度展现了对顾恺之与陆探微的推崇,这是人们对于六朝时期书画家生活的最有力记述。将史料记载与后世摹本对照,可以梳理出“传神写照”自顾恺之到陆探微的发展脉络。书画家得到画史公认的成功,不仅仅需要精湛的画艺,还来自社会群体对他的接受与认同。画史中的叙事无关历史的真实,或对某一事件的适当取舍,其原则取决于记述者的需求。在社会群体的共同建构下,画家的名声不断提升,最终流传后世。

摘要：20世纪上半叶,学者广泛运用进化论研究中国美术发展演变历史,促进了中国美术史学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20世纪20年代开始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直接影响,李朴园、胡蛮等学者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阐释中国美术史,促进了美术史观的转变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的指导性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美术史学理论得到不断完善与发展。

摘要：在民初新旧转换的过渡时代,逐渐占上风的画学“新”学术典范,是分析的方法,即将整体的对象“打碎”,分为各个部分进行考察,并在“科学”话语的加持下逐渐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一种“正确”论学方式。然而,梁漱溟、屠孝实、宗白华等却提倡与此相反的“旧”学问的认识取向:直观,即以整体、全知全受的方法,通过受众的观览和生命力的直觉感受来阐释艺术。当时这种挑战“新”学术典范分析方法的“旧”学的认识取向,借助19世纪末西方对于科学理性的反思和机械论的批判背景下的叔本华、伯格森等生命哲学的新趋向,从“西方看中国”,重新阐释作为经籍统系的中国传统艺术,反映了过渡时代的学术大转向,也凸显民初画学界新旧并存甚至竞存的繁复、丰富程度超出了以往的认知。

摘要：身处变革时代的张大千始终关注色彩与形式的作用,其一生由石涛、八大山人的创新精神而上溯六朝法脉,通过对敦煌壁画切身实地的考察与临摹获得新的体悟,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回望宋元诸家,最终于海外游历期间融合西法,以泼彩方式将其优势融入传统绘画之中,为中国画理论建构探索了新的道路,为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形式领域的发展打开了新的门径。

摘要：在明中后期日渐浓厚的商业环境中,书画因具有特殊的雅文化意义,在文人的引导下成为新富商人追逐的流行消费品,商人对书画作品的购藏活动亦使得书画的商品属性显现出来。失意文人开始寻找仕途之外的有效谋生手段,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山人"文化。当书画技艺成为扬名与取利的治生手段后,"山人"的行为与心态皆发生改变。明代中后期"山人"的书画治生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景观,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商业环境对文人阶层生存理念和思想观念的冲击。

摘要：评论史现有范式催生重要成果也带来困惑。为此提出“行动史”范式。以古人对艺术界人事物的评价与裁判行动为对象,分时段、分文献类别进行史料汇编,展开评论主体系统、评论史实互证、评论实践影响等研究,探讨中国艺术价值秩序的生成、承继与断裂。通过中微观选题把握中国艺术评论的实践轨迹、提升评论史的书写信度与效度。

摘要：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的刺激和社会“尚雅”风气的带动下,书画消费成为社会流行风尚。文徵明以其德望、文学成就,成为吴中地区书画与鉴藏活动的引领者,主导吴中地区风雅之好三十余年。在慕名尚奇风气引导之下,书画的消费需求激增,而文人书画名家的创作难以适从广大的消费需求,代笔应运而行,并进而发展为作伪。文徵明面对广泛的书画市场需求以及社交应酬时,不可避免地托人代笔以应时需,甚至对代笔、作伪行为持默认、鼓励、纵容的态度。随着文人的经济意识萌动,其门人弟子在默许的情况下极力模仿文徵明的书画风格、韵味,以迎合市场,致使书画风格趋于雷同,技法上难以得到变革、创新,最终导致了吴中地区书画创作模式僵化,总体上渐而衰弱。

摘要：基于共同的时代境遇和相近的文化品位,画僧渐江与徽州望族潜口汪氏结下了深厚绵延的书画交谊。潜口是渐江登临黄山的经由之地,他的图绘黄山易于引发当地居民的共情,渐江赠予汪尧德《陶庵图》中"渊明文化"的显现亦印证出他对潜口的熟稔。潜口名士汪士对渐江的评述可以窥见其共同交际圈中隐晦的遗民特质,而水香园三代主人对渐江绘画的推崇则反映了明末清初画家与商人的密切关系。潜口汪氏与渐江的书画互动促进了画家名声的彰显,亦是渐江艺术创作部分历史情境的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