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财产税制是我国新时期税制改革的薄弱环节,其制度调整过缓的深层原因在于对财产税的分配逻辑不够明晰。财产税的历史发展趋势表明,调节分配已成为其制度的核心功能,可从价值取向、功能定位、关联场域等方面明确财产税的分配内涵,进而为制度设计找准逻辑基础。制度变革需从规范层面发轫,基于对财产税主体、客体、行为等要素进行的法学解构,统筹税收关系内部的利益分配与外部的可能影响。为了回应我国加快推进共同富裕的政治呼吁,财产税制度改革宜以调节财产分配作为主要目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财产税制度的法律框架,同时基于财产税制度具备较强的外部影响,还须重视相邻领域制度的配套与协同。

摘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新《预算法》体现出由"管理法"向"控权法"的转变,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公共财产有效治理。在新的观念指引下,新《预算法》较好地体现出规范原则、全面原则和透明原则。在具体制度方面,通过国库单一账户、预算过程控制、预算法律责任等机制的设计,支撑这三大原则的有效达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分别对改革和法治提出总体部署,预算法治实践应当自觉贯彻"法治改革观",进而以预算法作为突破口,追求现代财政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摘要：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要义是纳税人同意,核心精神是纳税人权利保障,通过用民主力量和法律形式约束征税权,旨在实现私人财产权与国家财政权、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共赢。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包括税收要素的明确法定以及税收程序的明确法定,且后者的法定性和明确性要求稍低于前者。就外延而论,税收法定原则仅具税收法治的形式意义,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才具有税收法治的实质意义,它们共同构成完整的税收法治和税收正义。新《立法法》的税收法定条款有较大进步,但仍未涵盖税收法定原则的全部内容。无论是税制改革中整体性的税种设计,还是局部性的税收调控,均应回归法治轨道。

摘要：财税制度反腐,是一种以管控公共财产为中心的反腐思路,其要义在于通过完善财税法治体系来规范公共财产收入、支出与监管的全过程,由此规范政府行为,实现腐败的源头治理。腐败的主要表现是"公财私用",而财税法作为管理国家钱袋子的法律,能够充当公共财产的"看门狗",并可以通过管住"钱"来管住政府的"人"和"事",形成"不能腐"的制度网格。国际经验和本土实践表明,财税制度反腐是中国相对共识较大、阻力较小、投入产出比较高的优选路径。未来,应当将"管人"与"理财"相结合,构建人财并重的反腐系统。具体来说,应当树立"公共财产"观念,通过确立权利本位来消弭腐败文化。同时,应在财税决策上通过完善预算制度来限缩腐败空间,在财税运行上通过构建正当程序来防杜腐败机会,在财税监管上通过严控公共资金来遏制腐败行为,从而实现政府财政活动的法治化,寻求法治顶层设计之下的腐败综合治理。

摘要：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我国的反腐倡廉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成为新时期党和国家亟须破解的难题,也日渐受到决策层的重视。反腐败是一项长远的制度性工程,其根本在于构建一套规范、制约权力的监督体系,在诸种反腐败措施中,财政信息公开构成了有效监督权力的前提性保障。鉴于对我国国情的考量,尤其应当将公共财产公开作为可操作、可施行的切入点,再让官员私人财产公示以相对妥当的方式同步推进,从而形成完整、彻底的公开机制和反腐进路。通过顶层治理与公众参与的结合,发挥权力机关和社会民众的多元力量,进而建设一个更加廉明、强大的国家。

摘要：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的当下,《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改需要纳入治理的整体语境中加以考量,尤其是要将纳税人权利保护作为本次修法的重要着力点。应适时去掉该法名称中的"管理"字样,并妥善调整篇章结构;明晰规范税收征纳程序、保障纳税人权利的立法宗旨,并通过税收法定和正当程序两项法律原则的支撑,促进立法宗旨的实现。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对纳税人权利应该妥加考量,特别是要增设纳税人诚实推定权、纳税信息保密权等具体权利,并通过废止"两个前置"程序以畅通纳税人的权利救济渠道。

摘要：以环保税为先导,我国环境税体系建设,乃至整个税制的"绿色化"进程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要转变环境相关税种的设计思路,要转变发展的理念和衡量标准,要转变税制结构和税负分配格局,从而更好地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摘要：分类税制综合化是个税改革的总体趋势,其亦为增加直接税比重的有力手段。作为影响国民分配格局的税制改革,分类税制综合化改革的价值取向适从税法的收入功能、分配正义与效率追求。具体到模式设计层面,将个税所得性质、所得税率、扣除标准等纳入综合化考量,能进一步为制度革新提供范式参照。有鉴于个税改革的巨大影响,还需把握个税税制综合化改革后个税法与配套法律制度间的张力与联系。厘清前述基本问题的同时,理性阅读个税规范的动态变迁,是个税法治的基本认知与必要关注。

摘要：财政支出广泛介入现代社会生活,具有明显的公共性与权力性,因而需要由法律加以规定。在有关支出的法律谱系中,预算法关注财政支出的决策,财政支出法规范财政支出的实施。鉴于实施中的广泛裁量空间,财政支出法不应被视为仅有工具价值的行政手续,而应成为具有内在价值的财政过程。财政支出法赋予的程序理性和预算提供的实质理性,共同构成支出的正当性基础。因此,财政支出法制度建构的关键在于通过理性的程序设计来减少恣意,具体表现为以参与性为核心、以公开性为前提、以救济性为保障。我国的财政支出法较不完善,演进动力也不充分,较为现实的路径是先制定统一程序的行政法规,或"借力"在《行政程序法》中设立专章,条件成熟后再择机制定《财政支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