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先秦“游民”,是指脱离了土地和原先的宗法组织关系,当前处于徙居不定状态的农民。清儒王聘珍将之训解为不习士、农、工、商之业者,可能存在明显的误读。根据“于”“於”的用语规律,清华简《越公其事》“五政”部分可上溯至春秋末战国初。“游民”只见于简本“五政”部分,而不见于其他部分,可知“游民”作为术语,或许在战国前期就已经出现。吴越争战导致游民产生,则是《越公其事》告诉我们的新知。精英阶层立足于本国实际,妥善安置游民,防范劳动力流失,或积极创设优惠条件,以利民、爱民之策,吸引他国游民归附,增强本国的综合竞争力。他们从制度设计、法律约束、道德教化等多重维度,为我们展示了早期国家“游民”治理的政治智慧与宝贵经验。

摘要：一些汉学家质疑早期中国(尤其商代之前)存在统一性、连续性和特殊性,这在贝格利对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一书的评论中有集中而突出的体现。在贝格利看来,巫鸿的著作虚构了一种统一、连续、独特的“中国性”。关于该书论争所揭示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学科以及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分歧,至今依然存在,近年的一些新研究可视作其回响。回望这次论争,对于进一步认识中国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和特殊性亦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