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目标:本文对企业发展指数的测算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进行构建,指数权重测度依据计量经济学,形成了随机系数回归方法。研究方法:从理论上将企业TFPR分解为要素投入的经济效益、要素收益率增长效应及要素规模增长效应,同时考察了与TFPR构成项关联的营收能力、技术能力、融资能力、环境适应等运营能力指标,构建了能够全面反映企业发展现状的企业发展指数并以小企业数据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中小企业的经营能力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近些年小企业发展能力稳步上升,整体发展势头较好。劳动与资本要素投入的经济效益呈现一种负相关关系。在短期内,受到自身发展规模的影响劳动要素的投入维持相对稳定,而对固定资本投资企业则依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调整,资本收益率波动幅度大于劳动工资率波动,企业以"劳动替代资本"方式实现生产率提升。中小企业技术能力提升不明显,且融资能力处于较低水平,这阻碍了企业发展。而中小企业的营收能力处于较高水平,环境适应能力稳步提升,这是中小企业发展良好的动因。研究创新:拓展了指数权重测算方法,同时对小企业发展特征进行了描述。研究价值:有助于深入了解小企业发展情况,在政府针对不同规模企业制定不同政策方面具有启示意义。

摘要：受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对我国产业链现代化展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产业链现代化的内涵和机制来看,对地区产业结构的比较分析有必要从宏观产业分类视角拓展到产业链“小世界”。江苏与广东是我国产业经济规模大、产业完备程度高的两大代表性省份,其产业链在网络结构特征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并在产业链现代化进程中实施了不同路径。各区域根据自身区域战略导向定位选择了适合自身产业链发展的道路,并且在不同的实现路径上取得了成功。因此,我国在推进产业链现代化进程中应以区域战略导向为主,尊重区域路径依赖,发挥区域优势互补,在全国范围内促进各区域产业链“小世界”协同发展,同时促进产业链中心产业创新,实施领航企业培育工程,提前布局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实施产业竞争力调查和评价工程,全面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摘要：本文基于2006—201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从产业结构变迁的两个维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出发,讨论了互联网发展背景下产业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互联网发展均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相反。产业结构变迁与互联网发展的交互作用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该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互联网门限效应,即只有互联网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产业结构变迁与互联网的交互作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才由负转正,并在互联网发展水平提高时进一步增强。

摘要：新时代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势在必行,各地区持续推进的信息化建设对区域创新绩效有何影响?基于2003-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调节路径分析方法,从非线性视角实证检验了信息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以及通过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研究发现,信息化分别与区域创新绩效和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随着区域信息化密度的提高,信息化对区域创新绩效和人力资本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趋势;人力资本在信息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着非线性中介作用。研究结论表明,在利用信息化助力创新型国家建设时应该因势利导、扬长避短。

摘要：本文基于2006—2013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用熵指数法测度技术多样化,以专利数量衡量创新数量,以专利前向引用衡量创新质量,研究了企业相关和不相关技术多样化对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关技术多样化对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具有“倒U”型影响,不相关技术多样化对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具有正向影响;相关和不相关技术多样化之间的平衡弱化了相关技术多样化对创新数量的“倒U”型影响,增强了不相关技术多样化对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正向影响;相关和不相关技术多样化通过吸收知识溢出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我们的结论经多种检验都比较稳健,为企业通过技术多样化提升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

摘要：在拓展BMM模型的基础上,本文采用2000—2013年中国细分投入产出表、海关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测度了中国企业在GVC中的嵌入位置,实证检验了企业GVC位置攀升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GVC位置攀升会提高企业生产率和垄断度,从而增大出口价格的汇率弹性,减小出口量的汇率弹性,且这些影响在长期内更加显著;在人民币贬值期,相对于下游企业的“随波逐流”,上游企业更倾向于“逆流而上”,通过提高其离岸出口价格稳定出口量,这一现象在汇率波动剧烈期和非外资企业中尤为明显。通过将企业GVC位置变动进行产业间和产业内分解,本文进一步发现中国企业提高汇率波动的应对能力主要依靠产业升级效应,而非产品结构效应。

摘要：信息化对于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异质性和非线性视角,利用中国2003-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分析信息化投资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信息化投资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在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技术市场和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水平较高,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较小的地区,这种作用更加明显;2006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实施之后,信息化引致的创新溢出效应显著增强;信息化投资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不仅没有呈现明显的边际递减效应反而表现出显著的网络效应,即当网络用户规模超过24.19%的临界值时,信息化投资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为强劲。

摘要：通过搜集2012—2016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海外董事信息,使用国泰安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考察了海外背景董事对企业出口数量和出口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海外背景董事的“增量”作用显著优于“提质”作用,即海外背景董事的比例越高,越能显著提高出口强度;海外背景董事对出口质量的影响呈“U”形分布,即海外背景董事的比例只有达到一定比例之后,对出口质量提升的作用才能从负向转向正向,且影响系数远远小于出口强度。进一步基于异质性分组研究结果还表明:海外背景董事在提高外资企业的出口强度和民营企业的出口质量方面更为有效;与海外学习背景的董事相比,具有海外工作经历的董事对“增量”和“提质”的促进作用要更胜一筹;相较于高文化差异国家,来自低文化差异国家的海外背景董事在提高出口强度与出口质量方面作用要更为积极。这一研究结论彰显出公司治理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并为企业引进海外人才和制定培育出口竞争力战略提供参考。

摘要：采用2004—2018年中国企业绿地投资和跨境并购数据,通过拓展Richardson(2006)模型和传统单边随机前沿模型,实现了企业层面的海外投资效率测算。在此基础上,检验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率的影响,并运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进一步讨论融资约束与政府补贴二者的净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随着融资约束的增强而加剧;政府补贴可以部分缓解融资约束对海外投资效率的抑制作用,但是海外投资依然低于最优水平,即二者的净效应依然为负;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在非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其海外投资效率变动更易受到融资约束水平的约束,而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在非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其所获政府补贴产生的缓解作用更胜一筹。

摘要：本文以"汇率不相关之谜"为切入点,在拓展Johnson(2018)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中国企业GVC位置变动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GVC位置的不断攀升会通过"溢出效应"和"瀑布效应"削弱汇率传递效应,进而导致"汇率不相关之谜"的发生。GVC位置可分解为基础位置和价值链长度位置,后者不仅对汇率传递效应发挥主导作用,而且在分解为简单GVC和复杂GVC后可以发现,复杂GVC中企业的汇率传递效应更小。在本币贬值期,GVC上游企业和复杂GVC中非外资企业的汇率传递效应更加不完全,容易导致"汇率不相关之谜"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