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潘飞声在1909年接受《国学萃编》社之邀,到北京任编撰。他将友人送其入都之事请人绘为《荔湾送别图》,广征题咏。1909年距离辛亥鼎革仅仅两年,清政府内外交困,朝局混乱。潘飞声携图在广州、上海、北京频繁往来,《荔湾送别图》汇聚了不同时空的题跋者的心声,包含着潘飞声的个人事件、群体事件、时代事件与世界事件的复杂叠合,是一个兼具“特殊性、代表性、群体性、关键性、影响性”的典型文学事件。本文从事件史的角度探索多维事件激发下的文学/图像生成,一旦超越对图画艺术的分析,进入到送别事件背后的国际背景、时局纠葛、群体关联,便能看到一个辛亥前波涛汹涌的文人江湖图景。《荔湾送别图》是清末文人家国情怀的一段投射。

摘要：沈德潜诗中有十余首针对具体时政事件而发的讽喻诗,涉及其时敏感的话题,诸如朱三太子案、科场案、立太子事及满汉之别等。诗人以感事的方式,抒写其立场与态度,矛头往往指向最高统治者。同时,为达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艺术效果,诗人继承《诗经》及杜诗的讽喻传统,将情感通过比兴的方式表达出来。沈氏前中期深怀遗民意识,故对朝政多有批评;然自乾隆八年庶常馆散馆正式进入仕途后,由于被乾隆树立为诗坛典型,故诗风一变,歌功颂德之作增多,时政讽喻诗为应制诗替代。这一转变,也体现出乾隆文治举措的成效。

摘要：清代江南村夫子曾经在社会底层文化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形成了一种文化和文学现象。对此,他者的书写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其自我叙述也不尽一致,这是社会群体的复杂性与书写者体验感的差异使然。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阶层和一批诗人,他们本然地存在于历史和文学史的时空中。广泛而深入地阅读文本,不但能够看到村夫子特殊社会身份的意义,也能发现其以知识蒙师、清傲君子、底层贫者等多重形象出现于诗歌中的艺术价值。揭开这个底层诗世界的帷幕并进行深入考察,具有社会史和文学史研究的双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