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8年数据,采用政策评估中的断点回归设计与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居民努力程度的长期影响、政策异质性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增加了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未来信心、工作时长和教育培训支出等,产生了显著的“志智双扶”正向激励效应,提高了贫困户的努力水平。精准扶贫政策对“扶志”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能促进不依靠政府补贴救济贫困人口的努力程度,且对主动努力脱贫人口产生明显的“促勤”作用。然而,精准扶贫政策同时也提高了以贫困补贴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个体增加闲暇和享受型消费需求的可能性,促使这部分群体的福利依赖思想形成,从而削弱了“志智双扶”的综合减贫成效。

摘要：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于中国而言具有特殊性,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则具有一般性。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中国经验主要是以政党为中心的有效领导体制、以协商合作为基础的政治运作机制、以公民有效参与为指向的制度设计、以民生建设为重点的政策导向和以和合共赢为原则的外交理念等。它对世界民主政治建构提供了重要启示,主要包括把民主从意识形态的争论落实为具体的治理绩效、把民主从仅仅关注政治选举转向关注民主的全过程常态化运作、把民主从对抗性政治转向协商合作性政治、把民主从漠视公民权利转向真正尊重公民意愿和公民能力、把民主从外交工具转向各国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合作等。最重要的一点,任何国家的民主建构都不能好高骛远、照抄照搬,要有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自主探索的精神。

摘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农村低收入群体参与金融市场的门槛,刺激了农村居民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农民增加其收入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实现增收防返贫的措施来源。农村产业融合对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作用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但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性增收并未形成有效的调节作用。因此,为了帮助农民实现可持续性增收、减缓相对贫困,未来应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注重农村产业融合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

摘要：当下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及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在一定时期内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而农民工作为特殊弱势群体在此危机中受到的冲击可谓首当其冲。寻求农民工多种渠道稳定就业成为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纾困举措。基于一系列支民创业政策和农民工创业实践,本文以农村社会保险为突破口,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无序多项Logit(Mlogit)模型分析了农村社会保险对农民工生计决策(从外出务工到返乡创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总体上,新农合在推动农民工向创业转变尤其是自我雇佣型创业转变的促进作用高于新农保,且不同类型农村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向创业转变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年龄与收入差异。在作用机制方面,农民工参与新农合会降低风险偏好,抑制自我雇佣型创业转变意愿;新农保则会增强风险偏好,促进自我雇佣型创业转变意愿;新农合和新农保均能够缓解金融约束,提高农民工从务工向自我雇佣型创业转变意愿。本文研究结论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用工需求量降低和农民工外出务工受阻,找到了以完善农村社会保险为抓手的解决方案,为相关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摘要：网络空间的不断发展改变了既往“上情下达”的单向沟通渠道,但基于互联网的匿名性等特征,网络舆情事件也时有发生。本研究以政府治理需求为出口,增强网络舆情的控制能力,基于网络舆情事件所具有的时变特征,选取“假疫苗事件”作为研究样本,将网络舆情演化阶段划分为潜伏期、爆发期、反复期和消弭期,利用新浪微指数和百度指数,首先通过建立GARCH模型对网络舆情事件的传播波动性进行剖析,接着建立灰色Verhulst仿真模型描述网络舆情事件整体过程,探索在不同舆情阶段下相应的网络舆情控制手段。研究发现:(1)在网络舆情事件的潜伏期,相关部门应对易引发网民关注的事件予以持续追踪、收集与核实;(2)在网络舆情事件的爆发期,相关部门应不间断地对舆情演化情况进行监控,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回应网民关切热点,并公布事件调查及处理进展;(3)网络舆情事件进入反复期后,应对网络舆情事件的传播渠道、传播态势、敏感词、重点人群等方面予以关注和疏导,并建立网络舆情回应制度,公开事件处理进程,转变被动态势,倾听公众利益诉求的合理表达;(4)网络舆情传播进入消弭期后,政府部门应及时反思,提高危机处置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总结经验,并及时公开事件最终处理结果。

摘要：最令全世界瞩目的中国减贫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科学且行之有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政策。本文基于政策变迁理论,以中国扶贫政策实践及其传播为研究出发点,选取各省政府工作报告和《人民日报》扶贫报道为研究样本,运用词频统计方法,发现中国扶贫政策实践具有时间连续性、空间异质性,找出中国扶贫政策实践及传播演进的基本规律,即《人民日报》扶贫政策报道经历政治化—理性化—深度化的转变,政策议程持续影响媒体议程,媒体议程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议程。并在此基础上,基于政策传播视域构建面向后小康时代的大众传媒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问题—发现”“整合—筛选”“引导—收集”“宣传—扩散”“监督—评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