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乾隆八年高宗赴沈阳拜谒祖陵,作《盛京赋》。五年后,大臣汪由敦等倡议用新完善的满汉三十二体篆书缮写此赋。以篆体书赋,是乾隆超越汉唐,复归"三代"的政治理想使然;是以礼治国,构建礼制统序的社会需要;是仰企雅颂,确立典范赋风与书风的艺术追求。众臣效法宋僧道肯大师以三十二篆体写《金刚经》之举,以篆体写《盛京赋》,将御制赋作经典化,以此体现他们对乾隆文治举措的拥戴,表露效忠之心。从三十二篆体书御制《盛京赋》中,可以看出清朝正统观的塑造与确立的进程。

摘要：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性文类,汉赋具有毋庸置疑的经典性。司马相如作为汉赋创作的奠基人物,其作品被经典化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在经典化的过程中,相如赋却经历了初成阶段的词章、思想与文本的纠葛,发展阶段经学对辞赋的介入而出现的向背与矛盾,特别是通贯赋史的由“辞宗”到“赋圣”称号的变迁以及内涵从修辞而体义的进程,其彰显的时代性与独创性皆值得探讨。而回归汉廷的文学思考,则是相如赋经典化的现代认知及其意义。

摘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首次提出赋体写作的“侧附”说,并指向“言务纤密,象其物宜”的奇巧“小制”,又以“理贵侧附”的范畴界定,以彰显赋“理”的意义。对此,前贤于“侧附”的词义诸如“从旁附会,有所寄托”类的文辞表达,有所言述,但对关乎赋体“寄托于物象”类的写作方法,则鲜有专论。而从赋体的创作生态着眼,对“侧附”的释解必须关注赋体的两个视点,即“赋体”(小制)与“赋理”(理贵);于中探寻,又可发现赋史由小制延展到从“谋篇”到“句法”的创作路径,同时由“理贵”旁渲寄托又引申出对赋体创作“比法”介入的思考。

摘要：《庄子》以“三言”为方式,以“论道”为目的,而在体道的过程中,多以寓言加以呈现,其间使用了大量创造性的词语,在后世文学创作与批评文献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回响。在具体使用与书写间,庄子采取词语链的形态作递进式的体道认知,与文学创作构思颇为契合;而我们通过对其词语的诠释观测他对文道本论的构建,考量其对文学创作鉴赏理论的献益,尤其是喻理在像的书写给予文论的启示,均可获得新的意涵与省思。

摘要：对文学文本言,篇题不仅是作者创作旨趣的直接传达方式,亦是后人解读文本、夷考内容宏旨乃至勾连时序世情之思想文化的重大锁钥。《文选》以"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的体认准的,对王褒《洞箫颂》、马融《长笛颂》、潘岳《藉田颂》诸篇进行篇名更定。这种粗暴的更改行为将"颂美盛德"的文用内涵形而下地置换为"体物浏亮"的文体形制,遂强行割裂了两汉以来诗教赋用的"讽颂"传统。此举成功地解决了赋、颂文体淆乱的历史遗留问题,实现了文体辨体的置换;然因其强大的"文学史权力",又造成后世对"三赋"题旨的把握更多地囿于被其规范了的"音乐""耕藉"范围内,而遮蔽了文本原有的事功文心。

摘要：自司马相如献《大人赋》,汉武帝读后“飘飘有凌云之气”,“凌云”已成历史上人生际遇与文章才气的代词。考察相如献赋本事,兼括武帝耽方士之术与相如居官清冷的不遇情怀,而后世以“凌云气”或“凌云笔”拟写人生与文才,形成了该说由读者到作者、由仙气到文气的变迁。回归历史,从制度来看,相如赋之所以能惊动汉主,既与武帝好赋有关,也与当时的献赋制关联;从文人情怀来看,其中“奴颜”与“风骨”隐含着历代士大夫的无限甘苦。回归赋体,以相如赋为代表的“凌云气”与以徐寅赋为代表的“锦绣堆”,又呈现出汉大赋与唐律赋创作的不同审美,从而成就了一段文学史的佳话。

摘要：司马相如以文章显汉世,研究者的关注多在辞赋,于政论文甚少论列。读相如有关武帝朝政治的议论文,其《喻巴蜀檄》的开边政略、《难蜀父老》对汉德的构想、《封禅文》于帝国新宗教的建立,均有着鲜明的时代意义与巨大的历史影响。由政论文旁涉于辞赋诸体,颂汉为相如一以贯之的思想,并通过汉武帝的“功业”营造“汉德”,是其当代性的言宣及其精神寄托。

摘要：司马相如《子虚赋》以“子虚”为假托人物,托“子”姓而名“虚”,寓含有从契之商,到微子之宋,再到梁园代言人之意,梁园即“子姓之墟”。子虚借由为“楚称”的“虚言”来影射梁王僭礼越制的行为,意图劝谏梁王。“子虚”又引导我们从地理学层面的虚设梁园走向哲学层面的老庄“无为”,以及文学层面的“凭虚构象”的思索。在诗词的世界,因天生具有彰显君臣际遇和崇尚虚静无为的秉性,“子虚”化为盛唐诗人的蓬勃朝气,宋人词中对“大一统”的渴望和知音难觅的悲叹,明清文人归隐山林的一剂触媒,成为儒家积极入世和道家隐逸避世的文人共同的书写对象。在古典文学批评领域,尤其是古典戏曲小说理论中,“子虚”成为品评戏曲小说特色、创设小说人物,甚至直接借为小说篇名的代言人,构成“赋说”与“小说”的直接互渗。自从司马相如创设“子虚”之名起,这个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物便开始驱使后代文士的创作,书写属于“子虚”的文学史。

摘要：有清一代大儒方苞,是“东人之观于中国者”的代表之一。他的文章创作实践与理论精义成为海东文人衡文的规范,是“观中国”的一扇法门;他的理学主张成为海东学人衡理的法则,于其中可见“中州人气象之阔大”;他的经学论述被海东儒者广泛采资引用,成为平议经学争论的标准。海东文人从在心理上蔑视清人、不采纳清儒学说,到出现“成海应转变”,方苞学问是促成转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海东文人以“周边”身份看“中州”方苞文章,以超越“小桐城”的“大桐城”视野,从“世界中”的维度审视方苞学问,让其学术思想在东亚汉文化圈产生意义,成为东亚学术的一道重要景观。

摘要：盛昱《红楼梦赋图册》是由《红楼梦》小说“元典”到题咏之作沈谦《红楼梦赋》,再到由赋之“语像”而形成的、异于直接从小说文本衍生而出的“图像”之作。因“赋”的渗入而使小说与图像产生距离感,这便在从“语像”到“图像”的演变过程中被赋予“闺阁昭传”与“移情”礼闱的文化内涵,实现由“我注红楼”到“红楼注我”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