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随着环境政策日趋严格,环境负面消息累积导致的股价崩盘风险不断提高。文章基于2007—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企业的经验数据,探讨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显著抑制股价崩盘风险,且当媒体关注越高、分析师关注越高时,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发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主要通过治理机制和信息机制来影响股价崩盘风险,换言之,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通过提高公司环境绩效和公司信息透明度来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研究结论揭示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具有资本市场有效性,丰富了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政府完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制度以提高资本市场稳定性、企业优化战略决策以提升企业价值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摘要：通过手工搜集的党组织嵌入数据,以合法性为理论基础,实证检验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无党组织嵌入企业相比,党组织嵌入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更高;党组织嵌入董事会和党组织嵌入监事会显著地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但党组织嵌入管理层不能显著地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党组织嵌入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在其所在地区发生环保约谈后有更大幅度的提高。影响因素考察发现,当环境制度高、内部控制质量高时,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正向影响更显著。渠道探索发现,党组织嵌入通过提高环境价值观和环境政策遵守,进而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结论为党组织嵌入机制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摘要：环境税作为一种市场激励型的环境规制,其是否具有“波特效应”?为此,文章利用2007-2015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工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考察了环境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税会显著地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即环境税会有效地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专利申请量;环境税的企业技术创新效应呈现滞后性特征,即当期环境税会有效地提升企业下期和下下期的研发投入,当期环境税会有效地提高企业下下期的专利申请量;环境税的企业技术创新效应呈现高质量化特征,即环境税不能显著地提高企业非发明专利申请量,却能显著地促进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影响机制考察后发现,环境税主要通过提高行业竞争程度进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研究结论在理论上拓展了“波特假说”的内涵,对完善环境税政策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基于2008-2016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绿色转型数据,研究绿色税收优惠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税收优惠对企业绿色转型存在激励效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依然不变。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税收优惠通过减少转型中面临的调整成本发挥其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激励作用,且该激励效果随着产权性质与地区市场化进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摘要：环境保护费改税作为中国环境保护税制的重要改革,按照税负平移的原则实现了排污费制度向环境保护税制度的平稳过渡。文章借助《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以合法性理论为基础,基于2016—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工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环境保护费改税显著地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换言之,当《环境保护税法》实施后,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水平明显提升。②环境保护费改税主要通过施加更强的环境合法性压力从而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可见环境保护费改税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排污费制度存在的执法刚性不足、行政干预过多、强制性和规范性缺乏等问题,进而提高环境合法性压力来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③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融资约束程度较低、委托代理成本较低、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委托代理成本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中并不显著,说明当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委托代理成本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低时,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会弱化。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绿色发展,政府应当继续完善环境保护费改税的实施细则,建立环保部门与税务部门之间的征管协作机制,切实保障环境保护税的征收和缴纳,提高企业环境合法性压力。同时,政府还应当建立企业绿色转型的融资机制,引导企业绿色转型的价值取向,出台企业绿色转型的内控指引,与环境保护税制度一起共同推动企业绿色发展。

摘要：环境保护费改税标志着由政府主导的排污费制度转向了以市场为主导的环境税制度,那么这个改变能否抑制企业金融化并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呢?以2018年《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为契机并以2015-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法探讨了环境保护费改税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保护费改税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且当市场制度较好和媒体监督较强时,环境保护费改税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的中间机制分析发现:环境保护费改税抑制企业金融化的机制在于环境保护费改税使企业提高了环保投资和研发投资。

摘要：本文基于2006～2016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以合法性理论为基础,实证检验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且党组织嵌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均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绿色转型水平;新的《环境保护法》实施后,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拓展性检验与分析后发现,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以及重污染行业企业中。影响渠道探究后发现,党组织嵌入通过塑造企业绿色转型价值观、强化企业环境政策遵守以及制衡企业代理冲突,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摘要：中央对地方的环境执法监督是中国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环保约谈这一准自然事件出发,以合法性理论和震慑理论为基础,考察了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环境执法监督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即与未被环保约谈地区企业相比,环保约谈显著地促进了被约谈地区企业的绿色转型;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正向影响主要发生在被环保约谈的下一年。拓展性检验与分析后发现,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渠道探索后发现,环境执法监督通过降低企业运营效率、提高企业环境成本、提高环保处罚力度,进而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研究结论揭示了环境执法监督的长期经济后果,为完善中国生态环境督察体系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摘要：征收环境税,使得企业承担更多的环境成本,是否具有创新效应以实现降低环境成本和生产成本的个体福利和减少排放的社会福利?以2012~2015年中国沪深A股的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环境税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即环境税是否具有创新红利。研究发现:环境税有效地提高企业创新投入但存在门槛效应,即当环境税小于门槛值17.250时,环境税并不能有效地提高企业创新投入;当环境税达到门槛值17.250后,环境税才能够显著地提高企业创新投入。同时,中国目前约90%工业上市公司未达到门槛值17.250。因此,采用环境保护费改税,稳步提高环境税税率等方式提高环境税税负,有助于增强中国创新能力和减排的社会福利。

摘要：基于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本文探讨了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违规的影响。研究发现,员工持股计划能够显著抑制企业违规,即与未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企业相比,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企业违规概率明显下降;在进一步考虑外部法治环境和内部治理环境后发现,当法律制度较差、司法透明度较低、监事会规模较小、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时,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违规的抑制作用更显著,说明员工持股计划能够弥补法治环境和治理环境的不足,更好地抑制企业违规。在分析影响机制后发现,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违规的影响机制在于加强内部监督和改善信息环境。本文揭示了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违规的治理效应,有助于监管部门推行员工持股计划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