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戏剧服饰多以抽象文字资料留存于世,难以直观表达戏服形象。以《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穿关”为研究对象,基于模块化文图考辨思路,拆解戏剧服饰名称为色彩、纹样、形制、面料四类模块,关联装扮对象史料,推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服饰类别,获得“穿关”服饰形象可视化的研究路径。以茶褐云鹤道袍为例,以模块化研究思路对其分析,指出《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中道袍专指道士类角色所着服装。结合茶褐云鹤道袍装扮对象道仙吕洞宾的戏本与图像,分析茶褐云鹤道袍款式。说明其接近于道教常服道袍,并整合三类模块信息,以推测茶褐云鹤道袍形象。

摘要：进入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日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课题。文化强国建设已写入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凝聚着对文化本质的深切关怀,蕴含着探索未来社会发展的现实路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丰富的内涵。评价体系作为反映文化强国建设进度和成效的一种重要方式,是新发展阶段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现实要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摘要：人是音乐文化的主体,音乐的创作、表演、传承和保存,均离不开人的具体行为和活动。王安康,重庆市开州区丧葬仪式中演奏锣鼓的民间艺人。本文笔者通过与王安康老先生为期半个月采访调查,贴切实际的对王安康老先生所使用的传统锣鼓乐器进行研究,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对传统乐器的形状与材质进行研究,从而进一步对乐器音色与这一地区的锣鼓风格进行探寻。同时,详细记录了与王安康老先生共赴葬礼现场的所见所闻,并在与先生的交谈学习过程中,了解到锣鼓乐谱中“符号”的实在意义,并通过对乐谱中符号的解读,对“锣鼓乐谱”进行深入的研究;最后,通过对王安康老先生其家人的采访,对王安康老先生家族式的、锣鼓艺术传承现状进行调查研究。

摘要：针对我国历史文化名镇在开发过程中古镇外围空间、整体空间和微观空间出现的尺度变化对古镇的原真性保护进行研究。运用田野考察、归纳总结、实证研究、对比分析等研究手法,梳理总结重庆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实践中的尺度改变现状。运用空间生产相关理论,剖析尺度演变的动力机制及资本疏导方向,论述适宜古镇保护的尺度演变方式,进而提出古镇空间生产与尺度演变的平衡策略。

摘要：国家形象是国内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国家形象一般包括商品原产国形象和目的地形象两个子概念,前者是国际商务的研究对象,后者属于旅游营销的研究范畴。在国际关系与新闻传播学中,国家形象特指国家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对一个国家的整体印象。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国内研究者将塑造积极的中国形象视为提升中国软实力和对外传播影响力的关键一环,力图从形象标识、国情介绍、政府形象、企业形象、城市形象、历史形象、文化形象和国民素质等八个维度探索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良方。

摘要：目的:以眼动追踪技术发展及其在信息设计领域中的研究与应用为主线,对其发展脉络、研究热点、趋势进行分析。方法:结合文献梳理、知识图谱等方法,分别从设备端与应用端出发,分析眼动追踪技术的发展与设备演进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通过对设备端与应用端研究热点的交叉分析,得出二者的融合点是信息设计智能化。结论:未来该技术的应用将围绕智能化展开,信息设计研究趋势为信息呈现智能化、信息交互智能化、设计辅助智能化、设计评价智能化。

摘要：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文化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先进性特征,内在地契合了文化强国的本质和需求。红色基因蕴含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中,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积累和传承下来的理论道路、价值立场和实践担当之中,秉持着共产主义理想,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国家繁荣昌盛以及人民幸福安康的渴望。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用好红色资源,既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引正确方向,也可以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撑和强大动能。

摘要：本文聚焦南宋女装制衣技术的微观探讨,依托纺织考古发掘的出土服装实物,对南宋时期流行的对襟式直领的裁配工艺加以实证研究,通过“外加领缘法”与“内出领缘法”的技术比较,揭示南北两宋女装直领成型工艺的潜在差异。并进而对直领外在装饰的构成规律加以探微考辨、举证释析。领抹和花边作为时尚装饰要素,依女装品类之不同,构成方式风格迥异。

摘要：李滨扬为33位演奏家而作的《落日湖》(2017),是一部中西混合编制的乐队作品。本文通过对该作品在乐队的编制与摆位、作品的结构安排、融合化的写作思维和多样化的音响设计等方面的解析,阐释作曲家如何将这种混合编制乐队作为一个有机而统一的整体进行创作,从而实现其乐队音响“一体化”的创作构想,以及进一步深入探索中西混合编制乐队音响组合形式的创作意图。

摘要：辽代铁艺梳妆架是辽代家具文化中别具代表性的物件之一,是北方游牧民族女性所使用的仪容用具。就形制构造而言,源于早期游牧民族胡床与绳床构造,尺寸大小则体现了游牧生活中“就地宿营”与“随时迁移”的双重需求;就使用方式而言,出现了“地面”与“台面”两种摆放方式,反映了游牧到定居生活方式的转变,也与铜镜工艺、女性地位、佛教文化有直接关联;就工艺质料而言,展现了辽丰富的铁矿资源、契丹较高冶铁水平以及游牧民族独特的铁文化;就装饰纹样而言,承继唐、五代典型鹤纹、云纹,形成了契丹独特的装饰文化。此梳妆架的发现与解读对于辽代契丹的社会生活、技术水平、精神文化等方面研究具有个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