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方式。在现阶段的基层农村,民间文化快速兴起,公共文化事业发展逐步陷入"送文化遇冷、种文化无路"的困境,政府主导的农村文化项目效率不高。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文化建设,以民间力量激活公共资源,成为新时期文化政策创新的基本路径之一。本文以D市文化礼堂的改造为个案,分析文化礼堂的空间设置与运行情况,探讨基层文化建设中以乡村文化礼堂为中心的运作模式和传统的公共文化项目运作模式的异同,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社会力量具有更强包容性的制度创新路径。

摘要：在国家"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财政体制总体改革目标下,如何合理划分文化领域政府间事权、建立科学的中央和地方文化支出责任分担机制既是实践难题又是理论难题,需要在公共产品基础理论之外,进行问题梳理和理论创新。通过分析不同文化产品的基本特征,归纳"公共所有程度、排他性程度、收益预期稳定程度"和"可经营性程度、可交易性程度、受益主体可区分程度"六大特征性指标,从操作层面上建立起区别政府与市场边界、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基本标准;通过归纳"受益范围、行动效率、技术难度"三种主成分因素,建立起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的"三原则"。由这六大特征指标与"三原则"形成的结构化理论模型,构成文化领域内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基础、划分标准和政策路径,可以为当前我国文化财政改革提供新的思路和实现路径。

摘要：现代国家的合法性资源既来源于历史传统,又来源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成效。文化站作为政府的基层文化单位,是我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因其承担面向基层社区提供公共文化产品的任务而获得自身的合法性,故文化站又是国家合法性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藉助文化站等基层组织,为社会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以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让全社会形成一种礼敬传统文化、崇尚公平竞争、崇尚效率优先、崇尚技术和智慧的文化价值系统,形成有利于支撑现代经济社会结构的文化结构和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这是文化站等基层文化机构得以设立并得到国家财政支持的核心价值所在。文化站等基层文化机构既是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又是基层公共文化传播系统的一部分。经过对国家公共文化政策实验基地文化站的持续观察显示,我国基层文化机构正陷入公共资源投入不断增加而绩效却持续下滑的"悖论",这种情形使正在实施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面临"未强先衰"的窘境。研究发现,文化站面临的发展困境,其实质是基层文化机构的传统业务模式与高速城市化进程和数字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所导致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变迁之间出现的结构性失衡,这种结构性问题只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能够仅仅凭藉机制措施来解决。文化站比照事业体制的制度设计是一种低效率的管理模式;一向行之有效的传统的"增人加钱"式增量改革模式也正逐步失去有效性。必须重新梳理我国基层文化单位的结构性改革思路,明确基层公共文化事权和支出责任的财政政策基准,不再仅仅聚焦于经费、编制和管理标准等技术性层面的问题,而必须树立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公共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思维。

摘要：过去30多年来推动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动力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将之归因于增量改革所产生的诱致性力量。但对于诱致性力量如何发挥作用的过程,则少有讨论。文章借助于"三角协调模型"与"力量均衡"理论,阐释30多年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动力机制。文章明确提出,政府、市场和文化单位是过去30多年来影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进程的三大核心主体,由这三者之间的改革意愿及行动力所形成的改革合力塑造了30多年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道路,这三者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展现出了不同的力量组合方式,构成了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方法论内涵。"十三五"期间,由于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文化发展环境的变化,将导致传统的"力量均衡"模式被打破,必须构建第二阶段改革的新动力,建立与新的科技环境、经济环境和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相适应的新的力量均衡模式。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在重建人们经济与文化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形成了强烈冲击,不断倒逼传统文物管理体制的改革转型。市场经济体制对计划体制的替代,使文物保护领域传统的计划管理方式越来越显现出效率缺失和使用范围的局限性,必须加快建构城镇化背景下基于市场原则的国家文物保护补偿机制。结合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特点和实际,现阶段我国需要积极适应文物保护的大趋势,创新文物保护工作思路;完善文物立法,在《文物保护法》修订时增加对私有产权文物的公共经费补偿规定;研究设立国家文物保护补偿基金,拓展政策扶持范围;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激励市场主体参与文物保护,形成政府与社会良好互动的保护机制。

摘要：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我国的治理是要达到一种"善治"的理想状态。实现这种状态需对治理对象有全面的把握,还要意识到政府对实现这种状态的核心推动作用。文章认为,基于意识形态前置的文化属性"三分法"是我国公共文化治理的基点,决定治理的基本领域、内容框架和主体分工;执政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型改革发展思路构成治理的制度基础,决定我国的公共文化治理是政府主导型治理。这构成我国公共文化治理的独特路径,即须置于政府主导的文化体制改革框架下实现文化"善治",在这一治理框架下,党政关系、政府自身、经营性文化市场、公益性文化事务等构成治理的主要内容。

摘要：随着现代公共文化资助方式的不断完善，欧洲各国逐渐形成了多元化和社会化的公共文化资助机制。公共文化资助机制是公共文化资助筹集、分配和使用的规则体系和运行方式，它规定了公共文化资助的筹资主体和筹资方式、分配主体和分配方式以及使用主体和使用方式，是保障和促进公共文化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制度。本文在梳理分析国内外对主要欧洲国家公共文化资助研究的基础上，以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为例，比较分析各国公共文化资助机制的目标指向、构成要件（包括筹资、分配和使用机制）以及配套制度，并进而推断出欧洲国家公共文化资助机制的主要特色和发展趋势。

摘要：近年来,国家财政促进了文化领域的快速发展,但仍存在支出总量较小,投入结构不均衡和区域不均衡,文化财政政策体系不完善,供给型财政保障方式边际效益递减趋势显现等问题。在新常态下,文化强国战略目标和文化发展新常态对国家财政保障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创新财政保障观念,明确中央地方支出责任,加大财政文化投入,创新财政投入方式,完善财政扶持政策,完善和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建立文化财政政策绩效评价体系,是财政支持文化改革发展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