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立足宋代劳作者阶层视角,通过图像与文献的比对与互证,对宋代“行缠”和“邪幅”这两个概念加以考辨,并将它们置于“胫衣”这一范畴下,分析、比较了二者的差异和共同点;同时,对于它们在劳作和日常生活中的功能进行了考查。此外,笔者注意到宋代还有一种与行缠、邪幅有着类似功能诉求的胫部服饰处理方式,即“以线缚裤”,并进行了辨析与考证。本文还通过图像梳理了行缠、邪幅及“以线缚裤”方式在中原汉族及少数民族中的流传,并将它们置于劳作者阶层和传统医疗健康的视角下进行审视与解读。

摘要：特鼻裈在汉代为下层阶级劳作时所着下装,对其形制目前存有争议。文章通过梳理古籍文献,结合图像及实物资料,从特鼻裈的命名方式、布幅用度、形制结构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特鼻裈的命名与铜印犊纽、犊牛穿鼻的穿配方式有关,形似鼻钮,汉唐时期为无裤筒、仅可兜档的三角裤;宋明时期三角裤长至犊鼻穴,根据续鼻穴的位置不同,长度有及膝、膝上、膝下之分;至清代三角裤的档底演变为前后开合式。虽特鼻裈的名称、长度、裆部结构发生变化,但始终为“三角形”短裤。

摘要：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许多战国至汉代的医学简帛文献,其中《五十二病方》《养生方》等帛书中记录了一种特殊药物“女子布”。“女子布”是女性穿着的一种亵衣,专用于女子月事时吸收来潮时的经血。“女子布”转化成“药”,需经过燔烧或浸泡等制作过程,以去其污秽。在古人看来,沾染了女性不同时期经血的女子布,不仅具有治疗疾病的医学功能,还被赋予特殊的文化涵义。这种将“女子布”入药的行为,与当时医者看待鬼祟的疾病观念以及将经血视为补阴扶阳之物的文化观念相契合,成为解释女子布何以为“药”的重要原因。

摘要：本文以敦煌榆林窟第29窟壁画中具有代表性的云镂冠为研究对象,对其冠式形制进行勾稽考证,通过整理出清晰的线描图与款式图分析纹样结构,比较异同,逐步展开冠式形制变化背后的推测探源。进而梳理其流变过程,厘清西夏时期云镂冠之民族风格与独特构造的由来,阐释生活方式、礼仪思想与多元服饰文化对敦煌西夏时期衣冠制度的影响。

摘要：《老老恒言》是清代文人曹庭栋编撰的一部养老书籍。书中详细论述了老人在不同生活场合中穿着的服饰,分门别类介绍了老人服饰的造型种类,阐明了清代老人服饰设计、制作与使用对于老人养生保健的重要意义。本文按照《老老恒言》各卷次牵涉的老人服饰养生内容,考察了老人服饰从古至清的医学嬗变历程,以及清代老人服饰设计与中医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并探求了曹氏撰写的老人服饰养生知识背后的中医理论与文化观念。

摘要：帔子一直被学界认为是盛行于唐代的女性服饰三件套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波斯、天竺、佛教艺术等外来因素影响说为代表。相关文字记载虽可上溯至汉魏,但存在着称谓混杂,形制不清等问题,且画像石、传世绘画、石窟墓葬壁画、出土俑像等图像资料中所表现出的该类服饰形制更为多样。帔子的形制在唐时虽已趋于稳定,但结合图像,对帔服的所有形制类型进行梳理,将有利于进一步厘清帔子的演变路径,认清其本质上应为一种“洋装”化的“土装”。

摘要：恩内斯特·康托洛维茨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把亚琛福音书中奥托三世的图像作为论证奥托时期“以基督为中心的王权”的图像证据。康氏认为这幅图像的关键是奥托三世胸前的飘带,他利用统治者的图像志将其解释为分开天上和地上的幔子,因此把这幅图像看作一幅非常典型的政治神学的图像。本文根据艺术史家对于图像的上下文,图像的赞助者和观者的分析,指出这条飘带不是幔子而是经卷,表达的是敬献者对于君王的祈祷。根据近年来研究者对统治者图像的研究提出,这幅图像既非王权的象征,也非圣礼图像,而是作为统治者自我教育工具的“君王之镜”。

摘要：本文详细论证了北京定陵出土五件佛菩萨像发簪的造型特征,并揭示了其所反映的思想内涵和历史背景。这五件发簪不仅是时代的产物,而且折射出明万历年间宫廷佛教信仰的状况。孝端皇后的佛像簪(D112:41),传递出人世间的美好心愿,是佛教世俗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孝靖皇后的两件立佛簪(J124:18、J124:2)应为阿弥陀佛接引像;另外两件鱼篮观音簪(J124:17、J125:14)和立佛簪(J124:18)的设计理念及组合方式相同,四件发簪均体现了往生西方净土世界的思想内涵。它们是孝靖皇后生前净土信仰的真实写照,这成为本文最主要的创新点。

摘要：安杰利科是15世纪的著名画家,也是学识和修养很高的修士。他的多幅《圣母领报》把“道成肉身”的观念充分表现于作品之中,并根据空间和观者作了不同表达。他第一次将“堕落”的场景和充满象征意义的“封闭的花园”的意象与“圣母领报”结合在一起,赋予作品丰富的意义,被学生模仿和效法。一向被认为是安杰利科作品的帕莱多的《圣母领报》被法国艺术史家阿拉斯根据意象的象征意义分析为其学生马基雅维利的作品,本文指出其分析的错误,并以他的另一位学生扎诺比·斯特罗齐的《圣母领报》对比分析得出后者才是其作者。由此表明在艺术史的研究中观念与物质文化结合在一起的重要性。

摘要：安徽博物院藏《章子钧夫妇子孙容像》是徽州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明代祖宗容像群画作之一,画中包含章子钧与夫人练氏及其子孙共23位人物,生活时代跨越唐末五代、宋代和明代,所着服饰形式依时而绘,包括朝服、公服、常服、命妇服饰等。笔者根据画作上题写的《御制练氏全城传》判断容像绘制于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为善阴骘》撰成之后。另从章子钧穿着的蟒服加襴及其夫人所戴发冠形制等细节推断成画时间不早于弘治年间(1488~1505年)。此外,容像服饰存在不同时代混搭及内容不准确的现象,应与当时对服饰僭越的容忍程度放宽和画师对历史服饰认知程度较低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