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证主义、形式主义和批评主义研究范式,是促进音乐理论发展所共有的内在张力。聚焦中外两组带有“对话”性质的当代音乐理论研究文献,思考音乐分析研究范式的确立、转换与交叠等问题,并将其纳入动态历史语境来考察。着重分析国外科尔曼与阿伽伍音乐理论“走入”与“走出”的对峙互补,探讨国内学界从音乐学分析到音乐分析学的“跨界”与“交缘”的视界拓展,进而提出当代音乐理论研究范式的跨界拓展路径和策略。对当代音乐理论研究范式流变起伏与转换交叠的分析和探讨,有助于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建构。

摘要：中国结构主义作曲家贾达群的弦乐四重奏创作,是他实验、总结、创新手法重要的“试验田”,其中集结了在结构律性与结构灵性方面的创作理念与技法。从作曲家本人的结构诗学理论出发,在其创作的弦乐四重奏音乐本体分析中探求内在“逻辑与规则”,在节奏、音高、音色、力度四大结构元素所呈现出的天然结构态,单一性结构、层结构、体结构的多重结构对位,透过天地万物寻求被赋予“类生命”的结构灵性,充分印证结构诗学在音乐语言的组织方式以及音响呈现多维样态的“力”与“诗”,在理论—创作的螺旋式分析路径中,力争在哲学层面探寻其潜在的天然、自然引力与控制力。

摘要：中国现当代著名音乐家桑桐在其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热衷于现代音乐创作,成为中国无调性音乐的开拓者,同时潜心于学术研究,成就斐然。系统的和声史观及教学本体论等学术思想始终贯穿他的研究之中,他将“五四”以来基于西方传统和声结构之上的五声旋律风格化处理手法发展成五声纵合性和声理论。他博采众长,在注重历史性、风格性与理论性相互贯穿的同时,对中国民族调式和声配置进行了诸多创建性的探索,为中国特色和声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摘要：赵季平在其创作的音乐作品里表现出强烈的中华民族精神,具有极强的艺术性、民族性和时代性。他从不同维度和不同层次汲取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精髓,扎根泥土,投身生活,熔铸创新,用音符记录新时代的同时实现音乐的创新表达,以独特的音乐语言谱写中华民族精神、展现中华民族气度。不忘初心,守正创新,主动承担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引领社会文明风尚的历史责任,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用音乐作品为提高人民审美情操、为民族精神培根铸魂做出作曲家应有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

摘要：现当代音乐,包括使用新声音媒介的电子音乐,从声音材料、音响组织、结构形态到审美感知、聆听策略上皆与传统音乐存在显著的差异。作曲家在创作实践中试图继续寻求音乐内在形式结构有机统一、新旧体裁风格间承递互通、听觉感知上平衡有序的有效途径,摸索出一些相对成熟的新音乐表达方式和创作思维,“音色动机”思维便是其中之一。王颖的《吞·吐》是一部以器乐演奏与计算机交互系统作为声源与技术载体的混合电子音乐作品,使用六种“音色动机”作为核心声音材料,基于声音多维变异的形态功能体系之上,使作品拥有合理、统一的宏/微观声音组织结构,于吐纳无常、气韵生动中透显超凡的时空内聚力及形式张力,彰显独特的结构化艺术听觉。

摘要：发端于18世纪的音网,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里曼理论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演变出更多的形式和内涵。各类当代音网保持了与19世纪“里曼音网”的紧密联系,音网节点内容、空间维度等方面呈现出对里曼音网的升级,最显著的差异表现为由纯律音网转变为平均律音网。新里曼理论推动音网逐渐脱离调性的桎梏,从而成为真正独立的和弦关系框架。新里曼理论的诸多音网形式具有三个特征:音程的循环排列方式、共同音保留和节俭声部进行的构建导向、空间维度的突破。在相异的形式之下,音网拥有较为统一的图表基础,即基本的音高、和弦关系,这使得它们具有广义化的理论特征。

摘要：文章在“互文性”视域下利用贾达群教授的“结构对位”分析方法,对谭盾的多媒体音乐作品《女书》进行解读,在揭示其多媒体音乐中的互文手法的基础上,探究《女书》的互文性特点及互文性策略引发的结构对位,从而在“互文性”文本场域中对谭盾的音乐作品进行认识。通过研究对视觉影像介入听觉音乐形式的作品,及这种具有民族志影像特征的艺术音乐进行多维度分析路径实践,以期对此类作品及谭盾的音乐从不同视角进行释义。

摘要：布列兹是20世纪中叶以来举足轻重的先锋音乐大师,在序列音乐、偶然音乐、电子音乐的发展和新音乐的诠释推广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自80年代以来,布列兹的创作与他早期的序列主义、结构主义有了较大的不同。他的晚期作品《赞美诗I》(Anthemes I)在控制与自由的关系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应用“集合云”的概念与方法,广泛使用了“主音”“终止式”及主题片段重复等手法,对动机“轮廓”的可感知与可识别给予特别的关注。这些“相互矛盾”的技术特征吸引着研究者关注布列兹晚期创作理念的转变。需要回答的是,这转变是保守的回归还是新阶段的创新。

摘要：1992年,谭盾根据德国现代画家保罗·克利多幅画作完成了乐队作品《死与火》。他将这个作品视为和画家进行对话,并非一种简单的转换。本文基于这一观点,以作曲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名博士论文为一手资料,从反思音乐与视觉艺术的转换关系入手,借助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的“绘画”与“摹本”概念,利普斯的“移情说”以及胡塞尔的“主体间性”,探索该问题在哲学层面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可能性。最后结合德语区艺术史中克利研究成果,观照谭盾作曲中的五种对话方式,尝试以一种跨学科的视角诠释“依画行曲”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