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以礼乐为标识。中国传统的乐包括诗、乐、舞,因符合现代艺术观念而成为美学和艺术研究的主要对象。礼乐文化中的礼虽然被社会学、民俗学等现代学科广泛研究,却一直没能真正引起美学和艺术的广泛而深入的关注。以美学和艺术来接引中国传统礼文化,在于将礼看作一种以行礼之人为核心的综合性的、具有演剧性质的典礼艺术。其作为美和艺术,有三个依据:第一,在上古时期,人们已经以审美的眼光来看待礼;第二,礼作为一种"饰",即感性呈现,是一种表现情感的形式;第三,这种感性呈现是对政治—伦理和宗教—形上观念的象征。礼仪美学研究的是一种动态之美,即践履礼的人以一定的礼容,执持一定礼器,在礼仪的空间和仪式过程中以其文雅而崇高的言行举止所彰显的整体之美。

摘要：现代阐释学多集中于文本问题的讨论,但它终究是个哲学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解释对象的文本只不过是一个中介,它对外联通世界,对内接引心灵。世界和心灵的双重无限,决定了文本阐释的无限。以此为背景,在阐释者与阐释对象之间,人为了达至真理性认识必须借助阐释,但一旦诉诸阐释就必然不是事物本身。这种存在于阐释活动和阐释对象之间的悖论,使了无终局成为阐释的命运,也使阐释史成为"猫鼠之间的永恒游戏史"。据此,为阐释划界,更多涉及的不是人的认识,而是阐释对象为人而存在的价值。从中国传统经学阐释学看,实现这种价值的主体不是阐释者,而是权力和制度。这为建基于公共理性的公共阐释提供了一种异化形式。同时,在阐释学领域,共识的达成往往预示着阐释的终结,就此而言,它最好是一个永远悬于未来的方案。

摘要：在当代艺术史中,以艺术直接传达艺术家关于世界的哲学思考并不是新鲜事,但郅敏在新世纪以来创作的系列雕塑仍然表现出鲜明的独创性。在艺术题材上,这些作品大多出自带有意象性质的中国哲学,但在造型方式和艺术风格上又极具现代性,显现出既基于传统又再造传统的双重性质。就观念艺术而言,它一方面具有哲学性,另一方面则仍必须诉诸具象。其中,哲学主题使郅敏的作品显现出恢宏而非凡的气象,但如何实现哲学观念与艺术媒介的恰切匹配,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摘要：有汉一代,是中国书法从早期文字史向艺术史递变的时期.表面看来,这一递变依托于以书名世的书法家陆续出现,但在根本上却奠基于汉王朝的文字书写制度.自西汉萧何制订《尉律》始,汉代文字制度逐步完备,涉及汉字分类、通行字体、字书编订、官员选拔考核、设立主管机构诸环节,凸显了文字作为『经艺之本,王政之始』的地位,同时也为文字书写向书法艺术的漫溢提供了强大助力.从两汉历史看,隶书是政府处理日常事务的标准字,这一实用性定位制约了它向艺术的成长.至东汉末年,隶书才真正进入国家艺术体系.这一进程的缓慢,意味着今人对汉隶的价值认知必须兼顾文字史和艺术史,同时也说明现代形态的书法史写作,必须抛弃业已固化的艺术史观念,重回艺术的原真语境.

摘要：二十余年来,西方以康德为背景对于时间、空间审美特质的讨论,重新定位了美学的学科边界。与此相应,中国古典时代对于时间、历史、记忆的认识,由此也获得了作为美学问题被讨论的新可能:首先,中国古典美学是传统农耕文明的产物,其时间意识来自对土地、自然生命特质的体认。这种生命化的时间以植被,天象和四季流转表征,从而被感性化.音乐化,审美化了。物象、情象和镜象,基本可以概括这种时间观念在中国美学史中的呈现方式。其次,中国美学浓郁的历史意识起于其宗教基础薄弱,带有鲜明生成论特色的哲学则使崇史与重道成为同一个问题。以此为背景,历史起源的乌托邦化,历史进程的礼乐化以及历史书写按照美的规律造型的取向,是其向美生成的三个环节。再次,中国没有将记忆作为哲学反思对象的传统,而是将其组入到人的情感和想象之中,这使其关于记忆的表达成为一种美学化的表达。在中国美学史中,记忆的审美价值主要表现在个体、民间、士人和国家四个层面,它和自然性的时间和人文性的历史一起,连缀起美和艺术在中国古典时代的整体运动过程。所谓中国美学史,则因此成为被时间、历史意识和审美记忆维系和不断建构的历史。

摘要：在中国乐舞史上,北魏占有重要地位。它一方面接受乃至强化了周汉以降汉民族的礼乐传统,另一方面也为隋唐时期基于多民族和文化的新乐舞体系的形成开了滥觞。就其贡献而言,北魏乐舞实现了对北方草原文化、中原农耕文化和西域文化等多种文化的整合,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固定下来。北魏乐舞制度化是由多方面的合力共同促成的:一是礼乐制度发展的自律以及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推动;二是北魏统治者政治治理的需要;三是中原士族对政治权力的争取。它们共同使乐舞成为艺术与政治、华夏与四夷获得一体的映像形式。

摘要：一般认为,《山海图》就是《山海经》的插图,实际上,最初版本的《山海图》却是诗性地理学的视觉表达,显现了古人网罗博物知识的冲动和抱负,是华夏先民对于外邦异族的政制安排。用一张图来演绎一个文明共同体的空间秩序,这一切都基于中央王朝立场的地理观念。当《山海图》附丽其上时,也就具有深远的政治意涵,成为九州归于一统的历史见证。但从《山海图》的后世流变来看,当它所映射的天下观念发生调整或逐步失效时,正是其走向审美的过程,或者说,地理价值的丧失为其向艺术表现的转化提供了契机。这一经典意象,经由中国历代不同时期增补,既在不断解构它的原初意涵,又在持续生成新的图像谱系,从而使其在古代艺文记述中呈现出多元的面相。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是中国美学史研究最具历史持续性、也最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以美学方式实现了对国家历史的完整书写,出现了大批通史性著作;二是实现了西方美学的中国化再造,为美学学科建设提供了中国话语和中国方案;三是借助美学视角揭示了中国文明的本质特性,使美和艺术之于传统中国的价值得到伸张。其间涉及的主要理论问题有:中国美学史的学科自觉问题,美学、中国美学与中国美学史的关系问题,中国美学的中国性与西方性如何兼容,中国美学史的历史发端,中国美学史的历史分期和发展规律,中国美学史的逆向重构和本来面目,中国美学史研究的中心和边界,中国美学与传统国家政治的关系,中华民族美学历史的多元一体陛,中国美学史料学的建设。讲清这十个问题,既是对40年来中国美学史研究状况的学术总结,也是对未来研究的理论开启。

摘要：现代形态的中国美学史研究,自100余年前王国维将美学学科引入中国以来,注定已经成为以西方现代知识框架重建中国历史的工作。今天,我们一般倾向于更善意地看待这项工作的价值,把它称为中国美学的现代转换,但事实上,所谓现代转换几可等同于西方转换,现代和西方在此被赋予了统一的意义。那么,这种转换为中国美学史研究带来了什么?

摘要：1930年,蔡元培在为商务印书馆《教育大辞书》撰写的“美育”词条中,对何谓美育有一个基本定位,即“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今天看来,这种解释可能是粗糙的,但却揭示了一个基本道理,即美育是美学理论的实践形态,没有美学理论作为先导和规约的美育,必然是盲目的美育。那么,当代中国美学到底能够给予美育什么?一是美学理论自身的非稳定性,为借助美育洞穿日益严苛的自然人文科学壁垒提供了可能,并为专业化的知识学习提供了难得的“美学时间”;二是美学理论价值生发的多元性,为当代美育实践展开了多元向度,它使自然、艺术和社会生活均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三是对中国美育传统的重新发现,开启了自由、秩序与和谐三者并举的美育目标。以此为背景,一种既遵循美学理论的一般性,又兼顾古今通例、中西互鉴的当代中国美育框架也就呈现出来了。